给思儿的参考
这是一片特殊的博文。
为帮助即将参加辩论会的好友思儿，在此仓促中写下一些关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个人见解。
对于任何稍有历史底蕴、重视文化的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争议极大、众说纷纭、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重要课题。但是，这样如此微妙的课题似乎又只有两派意见：究竟是保护为主？还是应以开发为主？
思儿是主张保护为主的辩论一方，因此，本文我会完全从证明保护的角度去论述。
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历史文化”只是起了对于“遗产”的不决定其性质的修饰作用，毫无疑问，在“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偏正短语中，“遗产”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而“主”，在汉语里的部分语境拥有着排他性的中心地位，从逻辑上说，既然保护是“主”，那么与其相左、对立的开发就是“次”。也就是说，保护并不完全排斥开发，但开发必须从属于保护、必须服务于保护，否则便会主次颠倒、本末倒置、挂一漏万。
可是，“保护”比“开发”更有理由成为“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那么让我们再次回到第一个问题，即“在‘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偏正短语中，‘遗产’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上。
遗产是什么？遗产是一笔特殊的资产，是与我们很有关的人去世前在法律意义上行使对其个人私有财产的最后一次处置和分配的权利的行为。而我们遗产继承人的我们，就成为了这笔资产的新的主人。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遗产的这个命题可以置换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资产。这是合情合理地置换“资产”和“遗产”两个概念。
或许，资产和遗产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我们应该比对自己的资产以更加珍惜、严谨和保守的态度去持有，因为那是我们的祖先（上一辈、上两辈）或与我们很有关的人出于信任我们可以以负责、认真、严肃、谨慎的态度去对待才把自己的财富教育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看重这笔寄托着信任的资产。
所以，产生的新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才是没有辜负这笔有特殊意义的资产呢？
首要的是，不能在广义的意义上轻易地失去。什么是广义？就是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失去，就是不主动也不被动地失去，就是自我可以意识到是否失去。
除了败家的无赖之徒，恐怕没有人会主动去挥霍和滥用这笔珍惜、寄托着无限感情和信任的资产。但是，不主动挥霍并不必然等于资产就不会消失，哪怕只是部分地消失。
原因再简单不过，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受通货膨胀这样的无法预计、无法改变的突发性的社会因素（宏观风险）所轻而易举地吞噬掉。所以，对待资产的态度，珍惜是第一位的，保值是第二位的，在保证资产安全和保值的基础上进行增值是第三位的。很难想象，一个连资产的安全都没有能力去保证的人，会有能力让资产增值。诚然，增值也是正确和负责的态度对待资产，但是，增值必须是在资产已经是安全和已经至少能够达到保值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进行的冒险。否则，就是对于宝贵资产不理智的轻佻。
恰恰，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遗产，只不过是特殊的遗产；而特殊的遗产又也是资产，只不过是特殊的资产。所以，历史文化遗产可以称作是极其特殊的资产。任何资产，都会面临着如何继承、如何面对的问题。历史文化遗产当然也不例外。
既然历史文化遗产也是资产，首先值得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增加其附加值，而是如何不失去它，如何让他能够不论发生什么都能依然存在。只有存在，增值、增加附加值才有了可能和讨论的意义与必要。
对于极其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再鉴于其公共和意识形态上普世的特殊属性，就更有理由保守和谨慎，任何激进的冒险行为都无异于是在对全体人类犯罪、对于文明公然对抗。
这里便牵扯出了本文的主旨和核心：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究竟应选择开发为主，还是保护为主？
我不反对理性的、以保护为主的开发。但是，如果对于那些盲目的开发、以开发为主的开发、为了开发而开发，就显得面目可憎、别有用心了。
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与开发必然是一对在任何时候都注定无法调和的矛盾吗？
保护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开发、更科学的开发和更可持续的开发的保证和基础，就如资产的存在和保值是资产的增值的保证与基础是一样的道理。今天无数的人之所以还有机会去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恰恰是拜在此之前无数人有意识、无意识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所赐，否则，他们今天连波坏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受历史文化遗产应以开发为主的思潮影响，从最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至少产生了两点令人遗憾和担忧的消极影响A对于景区的暴力B对于文化的强奸
既然开发为“主”，高于一切，致使近年来全国各地景区，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都遭受到了令人发指的破坏：景区为更多的游客修建道路、缆车破坏景区原有风光并产生噪音；无数景点附近对于宾馆酒店度假村桑拿房大兴土木，对景区造成了惊人的污染；超出承载能力数倍的游客增加了超过承载能力数倍的水的需求，为了获取更多的水，更多的井开始不顾一切的被开采，结果产生了土地塌陷的深深隐患；过多游客的涌入，使得旅游点当地的独特民俗价值观被同化，最终千城一面、毫无特色、一片死寂…景区超出承载能力、接待能力的非理性不可持续的繁荣所有景区人满为患，即使随处可见的禁止拍照、禁止触摸、禁止攀登的警示牌也阻挡不了景区老树、古迹的痛苦呻吟、更阻挡不了汹涌的到此一游…
而近年来发生的N起游人踩踏事故、N起游人失踪事件和N的N倍的游客投诉举报事件雄辩地证明，对于监管者而言，在游客超出承载能力、以开发高于一切思想指导下，竟然连游客的基本安全都无法保证，试问，哟个冒着生命危险去旅游的人，心情依旧会那样洒脱和轻松吗？！生命高于一切！
现实对于保护更加迫切。旅游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据权威的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的旅游人数会以每年百分之20的速度增长。而这之中有必然会有大部分游客来到历史文化遗产，即使原来似乎不那么迫切的保护现在也会变得异常突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已经变成了刻不容缓的课题。难以想像，在每5年游客人数就会翻一番的情况下，我们仍要坚持以往的以开发为主的一贯做法。
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保护为主的重要性，主要原因在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如果依然坚持排斥性的开发为主，就极有可能对其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破坏。正如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所言：“把秦始皇陵墓留在地下，就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让我们有理由乐观的还有莫高窟，因为过多的游客造成的壁画脱落、褪色。使得莫高窟人下定决心，每天只开放一部分，对游览人数严格限制。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以开发为主，那么几年后的莫高窟就会变成四壁空空的山洞！
布达拉宫也开始了这样做，而异邦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泰姬陵、金字塔也开始了这样的严厉措施，这些都是让我们有理由乐观与自信的积极因素。也是反正保护为主已成为世界公式的最好证据！
反对者或许会说，保护为主的政策会把很多人挡在旅游的大门之外。但是，我想说的恰恰是，真正把最多人挡在旅游大门外的是开发为主的思潮！
因为，必须沉重地说，相对于保护为主，开发为主短期内可以促进更多的游客，但是，这种扭曲的促进是建立在侵犯未来更多人、侵犯未来的子孙后代也来游玩为代价的！
至于对于在没有很好保护下就盲目开发的文化，现状就更是触目惊心。开发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习不佳鉴别地学习中国文化的糟粕，还美其名曰“复古、爱国”；就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连简单的文言文都无法阅读。正是因为没有很好的保护那些应该保护的真善忍，使得糟粕和腐朽文化大行其道，甚至大有占据舆论权的态势，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狭隘思潮才会被越来越多的孩子当作真谛。
我们绝不反对开发，因为没有开发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必然被淘汰。但我们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盲目的开发、为了开发而开发、不顾一切的以开发为主，特别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这一无价和神圣的资产时！除非，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不需要太多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会有更好的发展。但这并不现实。保护需要开发，开发更需要保护， 就如资产的存在、保值与增值的关系。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毫无疑问会使这样的。
不可持续、侵害后人的以开发为主的模式看来走进了死胡同。而另一种叫做以保护为主的模式则已经爆发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最后，祝思儿在明天的辩论会中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愿我在此微不足道的参考和帮助对于思儿是有意义的。
为帮助即将参加辩论会的好友思儿，在此仓促中写下一些关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个人见解。
对于任何稍有历史底蕴、重视文化的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争议极大、众说纷纭、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重要课题。但是，这样如此微妙的课题似乎又只有两派意见：究竟是保护为主？还是应以开发为主？
思儿是主张保护为主的辩论一方，因此，本文我会完全从证明保护的角度去论述。
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历史文化”只是起了对于“遗产”的不决定其性质的修饰作用，毫无疑问，在“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偏正短语中，“遗产”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而“主”，在汉语里的部分语境拥有着排他性的中心地位，从逻辑上说，既然保护是“主”，那么与其相左、对立的开发就是“次”。也就是说，保护并不完全排斥开发，但开发必须从属于保护、必须服务于保护，否则便会主次颠倒、本末倒置、挂一漏万。
可是，“保护”比“开发”更有理由成为“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那么让我们再次回到第一个问题，即“在‘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偏正短语中，‘遗产’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上。
遗产是什么？遗产是一笔特殊的资产，是与我们很有关的人去世前在法律意义上行使对其个人私有财产的最后一次处置和分配的权利的行为。而我们遗产继承人的我们，就成为了这笔资产的新的主人。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遗产的这个命题可以置换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资产。这是合情合理地置换“资产”和“遗产”两个概念。
或许，资产和遗产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我们应该比对自己的资产以更加珍惜、严谨和保守的态度去持有，因为那是我们的祖先（上一辈、上两辈）或与我们很有关的人出于信任我们可以以负责、认真、严肃、谨慎的态度去对待才把自己的财富教育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看重这笔寄托着信任的资产。
所以，产生的新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才是没有辜负这笔有特殊意义的资产呢？
首要的是，不能在广义的意义上轻易地失去。什么是广义？就是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失去，就是不主动也不被动地失去，就是自我可以意识到是否失去。
除了败家的无赖之徒，恐怕没有人会主动去挥霍和滥用这笔珍惜、寄托着无限感情和信任的资产。但是，不主动挥霍并不必然等于资产就不会消失，哪怕只是部分地消失。
原因再简单不过，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受通货膨胀这样的无法预计、无法改变的突发性的社会因素（宏观风险）所轻而易举地吞噬掉。所以，对待资产的态度，珍惜是第一位的，保值是第二位的，在保证资产安全和保值的基础上进行增值是第三位的。很难想象，一个连资产的安全都没有能力去保证的人，会有能力让资产增值。诚然，增值也是正确和负责的态度对待资产，但是，增值必须是在资产已经是安全和已经至少能够达到保值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进行的冒险。否则，就是对于宝贵资产不理智的轻佻。
恰恰，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遗产，只不过是特殊的遗产；而特殊的遗产又也是资产，只不过是特殊的资产。所以，历史文化遗产可以称作是极其特殊的资产。任何资产，都会面临着如何继承、如何面对的问题。历史文化遗产当然也不例外。
既然历史文化遗产也是资产，首先值得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增加其附加值，而是如何不失去它，如何让他能够不论发生什么都能依然存在。只有存在，增值、增加附加值才有了可能和讨论的意义与必要。
对于极其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再鉴于其公共和意识形态上普世的特殊属性，就更有理由保守和谨慎，任何激进的冒险行为都无异于是在对全体人类犯罪、对于文明公然对抗。
这里便牵扯出了本文的主旨和核心：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究竟应选择开发为主，还是保护为主？
我不反对理性的、以保护为主的开发。但是，如果对于那些盲目的开发、以开发为主的开发、为了开发而开发，就显得面目可憎、别有用心了。
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与开发必然是一对在任何时候都注定无法调和的矛盾吗？
保护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开发、更科学的开发和更可持续的开发的保证和基础，就如资产的存在和保值是资产的增值的保证与基础是一样的道理。今天无数的人之所以还有机会去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恰恰是拜在此之前无数人有意识、无意识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所赐，否则，他们今天连波坏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受历史文化遗产应以开发为主的思潮影响，从最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至少产生了两点令人遗憾和担忧的消极影响A对于景区的暴力B对于文化的强奸
既然开发为“主”，高于一切，致使近年来全国各地景区，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都遭受到了令人发指的破坏：景区为更多的游客修建道路、缆车破坏景区原有风光并产生噪音；无数景点附近对于宾馆酒店度假村桑拿房大兴土木，对景区造成了惊人的污染；超出承载能力数倍的游客增加了超过承载能力数倍的水的需求，为了获取更多的水，更多的井开始不顾一切的被开采，结果产生了土地塌陷的深深隐患；过多游客的涌入，使得旅游点当地的独特民俗价值观被同化，最终千城一面、毫无特色、一片死寂…景区超出承载能力、接待能力的非理性不可持续的繁荣所有景区人满为患，即使随处可见的禁止拍照、禁止触摸、禁止攀登的警示牌也阻挡不了景区老树、古迹的痛苦呻吟、更阻挡不了汹涌的到此一游…
而近年来发生的N起游人踩踏事故、N起游人失踪事件和N的N倍的游客投诉举报事件雄辩地证明，对于监管者而言，在游客超出承载能力、以开发高于一切思想指导下，竟然连游客的基本安全都无法保证，试问，哟个冒着生命危险去旅游的人，心情依旧会那样洒脱和轻松吗？！生命高于一切！
现实对于保护更加迫切。旅游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据权威的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的旅游人数会以每年百分之20的速度增长。而这之中有必然会有大部分游客来到历史文化遗产，即使原来似乎不那么迫切的保护现在也会变得异常突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已经变成了刻不容缓的课题。难以想像，在每5年游客人数就会翻一番的情况下，我们仍要坚持以往的以开发为主的一贯做法。
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保护为主的重要性，主要原因在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如果依然坚持排斥性的开发为主，就极有可能对其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破坏。正如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所言：“把秦始皇陵墓留在地下，就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让我们有理由乐观的还有莫高窟，因为过多的游客造成的壁画脱落、褪色。使得莫高窟人下定决心，每天只开放一部分，对游览人数严格限制。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以开发为主，那么几年后的莫高窟就会变成四壁空空的山洞！
布达拉宫也开始了这样做，而异邦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泰姬陵、金字塔也开始了这样的严厉措施，这些都是让我们有理由乐观与自信的积极因素。也是反正保护为主已成为世界公式的最好证据！
反对者或许会说，保护为主的政策会把很多人挡在旅游的大门之外。但是，我想说的恰恰是，真正把最多人挡在旅游大门外的是开发为主的思潮！
因为，必须沉重地说，相对于保护为主，开发为主短期内可以促进更多的游客，但是，这种扭曲的促进是建立在侵犯未来更多人、侵犯未来的子孙后代也来游玩为代价的！
至于对于在没有很好保护下就盲目开发的文化，现状就更是触目惊心。开发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习不佳鉴别地学习中国文化的糟粕，还美其名曰“复古、爱国”；就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连简单的文言文都无法阅读。正是因为没有很好的保护那些应该保护的真善忍，使得糟粕和腐朽文化大行其道，甚至大有占据舆论权的态势，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狭隘思潮才会被越来越多的孩子当作真谛。
我们绝不反对开发，因为没有开发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必然被淘汰。但我们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盲目的开发、为了开发而开发、不顾一切的以开发为主，特别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这一无价和神圣的资产时！除非，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不需要太多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会有更好的发展。但这并不现实。保护需要开发，开发更需要保护， 就如资产的存在、保值与增值的关系。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毫无疑问会使这样的。
不可持续、侵害后人的以开发为主的模式看来走进了死胡同。而另一种叫做以保护为主的模式则已经爆发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最后，祝思儿在明天的辩论会中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愿我在此微不足道的参考和帮助对于思儿是有意义的。
破除“中产阶级”的迷思
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曰：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或基础。不难看出，这种“中产阶级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翻版或变种。我早先写过文章批评经济决定论，这里不妨对“中产阶级论”也说上几句。
“中产阶级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含义不清。首先，何谓中产阶级？是仅仅根据收入来定义呢，还是说要加上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少人是主张按收入定义的。然而，“中”本是相对概念。穷国的中等收入在富国就只能算低等收入。如果提出一条硬标准，譬如说年收入必须在多少美元之上才算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很容易找出反证，例如印度的中产阶级过去就没达到这条标准，但并不妨碍印度早就实现了民主；新加坡早就超过这条标准，但至今却还没有民主。另外，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和经济体制有无关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都算得上收入中等，且人数众多。他们算不算中产阶级呢？再者，笼统地说“中产阶级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或基础”，这话的意思也不清楚，因为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这种区别对后发国家尤其重要。
美国学者利普赛特（SeymourMartinLipset）在《政治人》（1960年）一书里写道：“从亚里斯多德迄今，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一个社会一边是大批贫穷的群众，一边是少数受到优待的精英，结果如不是寡头政治（少数上层的独裁）便是专制（有群众基础的独裁）。这中间的道理也不复杂。在贫富悬殊、中产阶级弱小的地方，如果实行民主，穷人很可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去推动财产再分配政策，乃至侵夺富人的财产。这就很可能导致暴民政治。与此同时，富人则对民主深怀疑虑乃至敌意，故而倾向于寡头统治。反过来，在贫富差距不大，中产阶级占有人口较高比例的地方，由于财产配置比较均衡合理，因此民主就不会成为财产再分配的工具，社会也不会因民主而撕裂，民主也就比较稳定。”
应该说，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过仔细想一想就可发现，这与其说是贫富差距是否悬殊，中产阶级是否强大的问题，不如说是财产配置是否合理，富人的财产是否合法的问题。印度的贫富差距也很大，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不小，但是印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比较稳固。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穷人）认为，富人之富，是来自聪明才干，勤奋努力，来自开拓精神冒险精神，来自家族的多年积累，或者来自运气等等；简言之，富人的财产被认为是正当的、合法的，既有的财富配置格局是得到社会上比较广泛的接受与认可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我多次指出，今日中国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贫富差距的程度十分惊人，更在于其性质特别恶劣。在今日中国，富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不是来自历史的积累，主要也不是来自市场的优胜，而是来自权力的巧取豪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了本来属于人民的财富，而且是两次掠夺（当初的共产革命是第一次，后来的经济改革是第二次）。穷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贵所掠夺。在今日中国，很大一部分富人的财产都是来路不请白的，是不正当、不合法的。广大民众对现有的财富配置格局是不接受不认可的。
可以想见，一旦中国政治开放，人民有了发言权，一定会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配置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势必会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既有的财产配置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
假如上述分析不错，那是否意味着今日中国不适宜马上实行民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现有的极端不合理的财富配置格局恰恰就是不实行民主的结果，我们又怎么能把它当作不应当实行民主的原因呢？这岂不是把事情的因果关系正好弄反了么？由此可见，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利普赛特的“中产阶级论”主要讲的是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而且他研究的案例也只限于五六十年代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八九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尤其是蒙古等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必须要以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前提。
拿中国的情况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就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就算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它所造成的财富配置格局一定会更公正更合理些，更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与认同，也决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贫富悬殊。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推行民主，来自统治集团的阻力也要更小些，因为绝大部分官员在经济上还比较清白，至少不必担心自己在民主后会被清算。虽然当时的中产阶级还很弱小，但要是实行起民主来反而更容易。今天的中国，虽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中产阶级也在壮大，但是由于极端的贫富悬殊，由于财富配置的极端不合理，由于大量官员的贪污腐败，病入膏肓，在今天实行民主反而会遭到更大的阻力，反而有可能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这再次说明，把中产阶级当作实行民主的前提的观点是不成立的。那种以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为藉口，因此主张民主应当缓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东北亚国家现代化的韩国模式剖析
从文化角度看,东北亚6 国(中、日、韩、朝、蒙、俄) 的现代化道路,从模式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物质强国型”(即“工业强国型”,以俄国为代表) ,一种为“文化强国型”(以韩国为代表) 。韩国以突出文化(包括教育) 、以文化趋动经济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与西方及前苏东国家很遣煌南执Ｊ?被西方称之为“第3 种工业文明”。那么,韩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它与“工业强国型”模式有什么不同,这种模式具有什么优势或劣势,这就是本文试图探索的内容。
一、韩国———世界“第3 种工业文明”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文化学(“韦伯学”) 对当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国家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 ,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便无法克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些“发自人本性的欲望”,当然, 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这也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突然崛起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模式开始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根据韦伯原理,引发了对韩国文化(以儒教文化为主体) 在现代化中功能问题的讨论和探索。这种讨论与经济问题的结合,便提出了韩国现代化模式问题。西方学者把西方现代化道路称为第1 种现代化模式,把苏联东欧现代化道路称为第2 种现代化模式,把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称为第3 种现代化模式或“第3 种工业文明”。
第1 种模式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最大特点是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基础上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即以发展近代工业为核心的经济革命。西方的工业革命从轻工业(以纺织为主) 开始,积累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最后由工业化带动农业、科技、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可以称为工业化道路,其实质是工业强国道路。韦伯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作了分析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理性化过程”。他甚至认为“理性化过程”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韦伯的这一理论后经柏森斯、哈伯玛斯的深化和完善,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他们还进一步推断说,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工具理性”化过程。以“工具理性”为价值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可总结为下述几点:以个人主义或个人奋斗为核心价值,以唯利是图为经营手段,以取得最大利润或最大财富为目的。在这幅以金钱为目标的个人奋斗的图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财富和人的智能等等都得到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切使资本主义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最辉煌的时代,也使西方成为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中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虽有自由、人权、法制等等先进的东西产生,但这些都是为维护个人发展和私有财产合法占有服务的。正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实利而轻伦理,重工而轻文,使能克制物质欲的“新教伦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抛弃得精光殆尽了。于是,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在20 世纪初便预言,西方已开始没落。这种没落首先是从精神或文化开始的。但无论如何,首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还是令倍受压迫、穷困落后的东方和南方国家羡慕不已,纷纷学习效仿。但当它们真正到了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它们也看到了西方模式的深深的缺欠,认识到西方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之路。
第2 种现代化模式是前苏联东欧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理论上的奠基人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斯大林认为,苏联在20 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策划工业化时,已落后于西方50～100 年。为赶上资本主义,苏联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即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在工业化这一点上,苏联要走“捷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强国,才能为社会主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斯大林认为“, 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 。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这样,斯大林就把工业化定格为重工业化。斯大林的理论和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后被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搬用。苏东式的重工业化道路,表面上看是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捷径”,实质上仍是西方“工业强国”的老路,而且产生更多的负面恶果,至今已基本上被抛弃。韦伯早就认为,重工业或计划经济,其“实质合理性不但会与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有时候还会背离其所要追求的实质合理性的目的。”从实践效果上看,苏东模式把西方工具理性或物质强国模式推向了绝对化和极端化,因此它更加远离人的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而把功利视为第一甚至唯一。
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韩国(也包括某些东亚国家)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却走出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既不同于第1 、2 两种现代化模式,又吸取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以东方儒教为基点,正确处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条东方式的现代化模式。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世界又出现了现代化的第3 种模式,它是由“工业东亚”国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 创造的。其中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韩国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更具典型性。东亚现代化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较,有许多根本性不同,但也吸纳了前两种模式的许多优点,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进行了新的优化组合,形成了一种高于或优于前两种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从宏观上看,第3 种模式与前两种模式有以下的不同。
1. 在如何处理现代化中的物质与精神问题上,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第3 种模式既摆脱了西方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根基的“工具理性”观,又拒绝了苏东国家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 和平均主义(共产主义) 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工具理性”观。而是采用东方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二战后东亚的儒家文化,已经是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新儒家文化了。
2. 在现代化模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上,虽然实行的是西方的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市场原则为运行机制的路线,但西方经济机制已被进行了某些改造,以适应东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环境。
3. 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 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虽然大量吸收苏东模式中的某些成分,如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政府)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国家制定发展计划(“5 年计划”) ,扶植大企业和重视重工业等政策,但在国家所有制与现代化基本运行机制上又与苏东国家有根本区别。
4. 当东亚现代化开始时,世界现代化已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人才成为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 抓住时机,做到与时俱进,狠抓教育与人才培养,抢先占据有利地势,造就了比西方与苏东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应该说,东亚国家创造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新道路、新模式——“文化强国型”模式。以韩国为代表的世界第3 种现代化模式,代表了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也更加完善的模式,但是它的缺欠或弊病也不少,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弊病的反映。但从长远、从宏观上看,第3 种模式的优越性将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得到证实。
二、发展教育———韩国现代化的起点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韩国人最值得称道的是重视教育,重视教育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的素质,实质上就是重视人,不是把现代化盯在“物”上。韩国的现代化,与前两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抓教育开始。
韩国在1945 年从日本统治下“光复”以后,就大抓教育,尤其是抓基础教育,实际上这已是韩国现代化的开端,只不过当时韩国人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甚至直到现在,韩国人也仍认为,韩国的现代化是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
1945 年朝鲜半岛解放,南北分裂,南方的韩国1948 年建国。但从1945 年开始,南方的韩国人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条件下,就开始抓教育。据韩国的有关资料统计,半岛刚一解放,南方便动员了大约全部儿童的1/3 入学,其人数已达100 多万,并开始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 当时的韩国文盲率高达78 %。到1955 年,文盲率已下降到12 % ,到1958年,文盲率已降为4 %。到1965 年,适龄儿童(6～12岁) 的入学率已达98 % ,在校儿童总人数已有500 万人左右。⑨因此,韩国的教育得到了OECD 及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
韩国人抓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花大力气、投大资本抓基础教育,即抓中小学教育。抓基础教育见效慢、不易出成果,但基础教育却是从根基上强国立国的措施。韩国人的教育投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教育投资, 一般占政府整个预算的1/5 以上。⑩在对教育大投入基础上,其国家经费的分配,通常是高等教育只占10 %左右,就是说,有90 %左右的教育经费都用于中小学教育。这种政策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但也是有远见的。除国家投资外,家庭的教育投资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韩国的家庭教育投资,一般占家庭收入的11.1 %(1991 年) 。家庭教育投资主要是指学生的课余辅导费用,这种费用在1991 年平均每个学生为29161 万韩元,最高达100 万韩元以上。韩国儿童在成长中大约有70 %的孩子接受过私人家教。
由于韩国一贯执行教育立国路线,其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据统计,1945 年,整个半岛只有一所大学和18 所专科学校,当时共有高校学生7 819 名。但到1991 年,仅南部的韩国已有高等院校580 所(其中461 所为私立) ,共有大专学生290 万人,研究生9.1 万人。高校学生比刚解放时数据猛增378倍。韩国高校学生与总人口之比为6.39 :100 ,比美国的5.3 :100 还要高。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更是惊人,1992 年,包括小学、中学、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及幼儿园在内的1.9 万所学校共有各类学生1 147 万人,按韩国总人口4 634 万计算,在校学生已占总人口的1/4 左右。
韩国教育对现代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至少以下几点应该给予肯定:1.从1945 年开始培养的一代人,在60 年代工业化开始时,已成为有文化的建设大军,教育不仅仅是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也提供了科学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国家管理人才。2. 由于全面接受中等以上教育,使韩国全国居民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居民素质上了新台阶,充分保证了现代化的需要。3. 全民普及中等教育,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韩国青少年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国民精神”,即“为国家和民族顾全大局、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对韩国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韩国于1968 年颁布《国民教育宪章》,重点是提倡国民精神教育。教育给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建设人才、国民素质、国民精神,也包括国民觉悟和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三、韩国现代化模式的特点
被西方称为“第3 种工业化”的韩国现代文明,与西方及苏东模式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东、西方学者都在讨论的问题。我认为从宏观上说,最大的不同是现代化的“动源”,即支撑现代化顺利进行的文化不同,由此形成与前两种模式的根本不同。支撑韩国现代化的是儒教文化,其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1. 儒教提倡笃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 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 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韩国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 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 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这些支撑韩国现代化的东方文化因素,无疑与西方文化有着极大区别。西方文化以 “工具理性”为核心,把个人奋斗、功利主义、竞争和物欲摆在首位。
因此,韩国与西方现代化,由于“动源”截然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从经济发展模式上看,世界各国学者给韩国的现代化下过多种定义,如“结构转移模式”、“发展分析模式”、“内在增长模式”等诸多观点。韩国学者认为,这些观点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韩国经济发展原因的,多是从某些侧面解释各种因素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 仅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恰当的。韩国的经济发展是韩国儒教传统文化和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韩国现代化模式定义为“儒教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定义能解释韩国现代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那么,韩国的儒教市场经济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呢? 除了文化上的儒教根基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特征:
1. 从总体上分析,韩国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为运行的基本模式,但在具体的运行中不同于西方的标准模式,其中不仅注入了苏东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某些因素,更重要的是把韩国自身的经济特征作为制定经济战略的出发点。从发展基础上看,韩国的最大特点是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但人口的密度大、人口资源丰富,形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2.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先实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60 年代以后,积极与世界市场接轨,由进口替代战略变为出口导向经济战略,保证了资源贫乏、经济落后的韩国,在进入世界市场体系后,在竞争中处于高速发展的有利地位。
3. 吸收苏东模式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制定政府主导型开放战略。由儒生(知识分子) 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实行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领导和干预,保证国家对资源、资金、人力的合理分配,保证了国家发展中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占据有利地位。在政企之间实行垂直领导和政企合一政策,由政府直接扶持大财团(大财团企业) 。这一政策保证了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高速发展。
4. 在工业化开始不久(70 年代) ,便把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到了重工业上。政府制定“重化学工业”(HCI) 计划,把钢铁、机械、石油、化学、造船、电子、有色金属列为6 大“战略产业”,力图建立自立经济结构。这是引进苏东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强国) 经验的结果。
5. 从国家少资源而多人力的特点出发,制定优先发展知识人才战略是韩国经济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点。韩国固有的儒学传统,有重视人的教化、重视教育知识的渊源,这一传统为人才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人才战略使韩国的工业化不仅保证了高素质(有文化的劳动力) ,也保证了国家和企业的管理水平能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重视知识和人才,是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谋求发展的最根本措施。
总之,韩国的现代化模式(第3 种现代化模式) ,具有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其中也包括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高于前两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总之,韩国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断修补完善。在这里之所以肯定韩国模式,主要是因为韩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一、韩国———世界“第3 种工业文明”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文化学(“韦伯学”) 对当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国家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 ,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便无法克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些“发自人本性的欲望”,当然, 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这也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突然崛起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模式开始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根据韦伯原理,引发了对韩国文化(以儒教文化为主体) 在现代化中功能问题的讨论和探索。这种讨论与经济问题的结合,便提出了韩国现代化模式问题。西方学者把西方现代化道路称为第1 种现代化模式,把苏联东欧现代化道路称为第2 种现代化模式,把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称为第3 种现代化模式或“第3 种工业文明”。
第1 种模式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最大特点是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基础上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即以发展近代工业为核心的经济革命。西方的工业革命从轻工业(以纺织为主) 开始,积累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最后由工业化带动农业、科技、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可以称为工业化道路,其实质是工业强国道路。韦伯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作了分析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理性化过程”。他甚至认为“理性化过程”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韦伯的这一理论后经柏森斯、哈伯玛斯的深化和完善,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他们还进一步推断说,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工具理性”化过程。以“工具理性”为价值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可总结为下述几点:以个人主义或个人奋斗为核心价值,以唯利是图为经营手段,以取得最大利润或最大财富为目的。在这幅以金钱为目标的个人奋斗的图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财富和人的智能等等都得到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切使资本主义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最辉煌的时代,也使西方成为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中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虽有自由、人权、法制等等先进的东西产生,但这些都是为维护个人发展和私有财产合法占有服务的。正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实利而轻伦理,重工而轻文,使能克制物质欲的“新教伦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抛弃得精光殆尽了。于是,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在20 世纪初便预言,西方已开始没落。这种没落首先是从精神或文化开始的。但无论如何,首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还是令倍受压迫、穷困落后的东方和南方国家羡慕不已,纷纷学习效仿。但当它们真正到了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它们也看到了西方模式的深深的缺欠,认识到西方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之路。
第2 种现代化模式是前苏联东欧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理论上的奠基人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斯大林认为,苏联在20 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策划工业化时,已落后于西方50～100 年。为赶上资本主义,苏联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即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在工业化这一点上,苏联要走“捷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强国,才能为社会主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斯大林认为“, 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 。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这样,斯大林就把工业化定格为重工业化。斯大林的理论和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后被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搬用。苏东式的重工业化道路,表面上看是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捷径”,实质上仍是西方“工业强国”的老路,而且产生更多的负面恶果,至今已基本上被抛弃。韦伯早就认为,重工业或计划经济,其“实质合理性不但会与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有时候还会背离其所要追求的实质合理性的目的。”从实践效果上看,苏东模式把西方工具理性或物质强国模式推向了绝对化和极端化,因此它更加远离人的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而把功利视为第一甚至唯一。
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韩国(也包括某些东亚国家)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却走出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既不同于第1 、2 两种现代化模式,又吸取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以东方儒教为基点,正确处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条东方式的现代化模式。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世界又出现了现代化的第3 种模式,它是由“工业东亚”国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 创造的。其中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韩国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更具典型性。东亚现代化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较,有许多根本性不同,但也吸纳了前两种模式的许多优点,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进行了新的优化组合,形成了一种高于或优于前两种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从宏观上看,第3 种模式与前两种模式有以下的不同。
1. 在如何处理现代化中的物质与精神问题上,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第3 种模式既摆脱了西方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根基的“工具理性”观,又拒绝了苏东国家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 和平均主义(共产主义) 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工具理性”观。而是采用东方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二战后东亚的儒家文化,已经是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新儒家文化了。
2. 在现代化模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上,虽然实行的是西方的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市场原则为运行机制的路线,但西方经济机制已被进行了某些改造,以适应东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环境。
3. 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 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虽然大量吸收苏东模式中的某些成分,如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政府)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国家制定发展计划(“5 年计划”) ,扶植大企业和重视重工业等政策,但在国家所有制与现代化基本运行机制上又与苏东国家有根本区别。
4. 当东亚现代化开始时,世界现代化已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人才成为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 抓住时机,做到与时俱进,狠抓教育与人才培养,抢先占据有利地势,造就了比西方与苏东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应该说,东亚国家创造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新道路、新模式——“文化强国型”模式。以韩国为代表的世界第3 种现代化模式,代表了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也更加完善的模式,但是它的缺欠或弊病也不少,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弊病的反映。但从长远、从宏观上看,第3 种模式的优越性将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得到证实。
二、发展教育———韩国现代化的起点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韩国人最值得称道的是重视教育,重视教育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的素质,实质上就是重视人,不是把现代化盯在“物”上。韩国的现代化,与前两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抓教育开始。
韩国在1945 年从日本统治下“光复”以后,就大抓教育,尤其是抓基础教育,实际上这已是韩国现代化的开端,只不过当时韩国人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甚至直到现在,韩国人也仍认为,韩国的现代化是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
1945 年朝鲜半岛解放,南北分裂,南方的韩国1948 年建国。但从1945 年开始,南方的韩国人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条件下,就开始抓教育。据韩国的有关资料统计,半岛刚一解放,南方便动员了大约全部儿童的1/3 入学,其人数已达100 多万,并开始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 当时的韩国文盲率高达78 %。到1955 年,文盲率已下降到12 % ,到1958年,文盲率已降为4 %。到1965 年,适龄儿童(6～12岁) 的入学率已达98 % ,在校儿童总人数已有500 万人左右。⑨因此,韩国的教育得到了OECD 及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
韩国人抓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花大力气、投大资本抓基础教育,即抓中小学教育。抓基础教育见效慢、不易出成果,但基础教育却是从根基上强国立国的措施。韩国人的教育投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教育投资, 一般占政府整个预算的1/5 以上。⑩在对教育大投入基础上,其国家经费的分配,通常是高等教育只占10 %左右,就是说,有90 %左右的教育经费都用于中小学教育。这种政策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但也是有远见的。除国家投资外,家庭的教育投资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韩国的家庭教育投资,一般占家庭收入的11.1 %(1991 年) 。家庭教育投资主要是指学生的课余辅导费用,这种费用在1991 年平均每个学生为29161 万韩元,最高达100 万韩元以上。韩国儿童在成长中大约有70 %的孩子接受过私人家教。
由于韩国一贯执行教育立国路线,其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据统计,1945 年,整个半岛只有一所大学和18 所专科学校,当时共有高校学生7 819 名。但到1991 年,仅南部的韩国已有高等院校580 所(其中461 所为私立) ,共有大专学生290 万人,研究生9.1 万人。高校学生比刚解放时数据猛增378倍。韩国高校学生与总人口之比为6.39 :100 ,比美国的5.3 :100 还要高。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更是惊人,1992 年,包括小学、中学、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及幼儿园在内的1.9 万所学校共有各类学生1 147 万人,按韩国总人口4 634 万计算,在校学生已占总人口的1/4 左右。
韩国教育对现代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至少以下几点应该给予肯定:1.从1945 年开始培养的一代人,在60 年代工业化开始时,已成为有文化的建设大军,教育不仅仅是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也提供了科学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国家管理人才。2. 由于全面接受中等以上教育,使韩国全国居民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居民素质上了新台阶,充分保证了现代化的需要。3. 全民普及中等教育,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韩国青少年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国民精神”,即“为国家和民族顾全大局、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对韩国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韩国于1968 年颁布《国民教育宪章》,重点是提倡国民精神教育。教育给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建设人才、国民素质、国民精神,也包括国民觉悟和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三、韩国现代化模式的特点
被西方称为“第3 种工业化”的韩国现代文明,与西方及苏东模式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东、西方学者都在讨论的问题。我认为从宏观上说,最大的不同是现代化的“动源”,即支撑现代化顺利进行的文化不同,由此形成与前两种模式的根本不同。支撑韩国现代化的是儒教文化,其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1. 儒教提倡笃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 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 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韩国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 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 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这些支撑韩国现代化的东方文化因素,无疑与西方文化有着极大区别。西方文化以 “工具理性”为核心,把个人奋斗、功利主义、竞争和物欲摆在首位。
因此,韩国与西方现代化,由于“动源”截然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从经济发展模式上看,世界各国学者给韩国的现代化下过多种定义,如“结构转移模式”、“发展分析模式”、“内在增长模式”等诸多观点。韩国学者认为,这些观点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韩国经济发展原因的,多是从某些侧面解释各种因素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 仅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恰当的。韩国的经济发展是韩国儒教传统文化和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韩国现代化模式定义为“儒教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定义能解释韩国现代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那么,韩国的儒教市场经济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呢? 除了文化上的儒教根基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特征:
1. 从总体上分析,韩国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为运行的基本模式,但在具体的运行中不同于西方的标准模式,其中不仅注入了苏东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某些因素,更重要的是把韩国自身的经济特征作为制定经济战略的出发点。从发展基础上看,韩国的最大特点是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但人口的密度大、人口资源丰富,形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2.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先实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60 年代以后,积极与世界市场接轨,由进口替代战略变为出口导向经济战略,保证了资源贫乏、经济落后的韩国,在进入世界市场体系后,在竞争中处于高速发展的有利地位。
3. 吸收苏东模式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制定政府主导型开放战略。由儒生(知识分子) 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实行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领导和干预,保证国家对资源、资金、人力的合理分配,保证了国家发展中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占据有利地位。在政企之间实行垂直领导和政企合一政策,由政府直接扶持大财团(大财团企业) 。这一政策保证了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高速发展。
4. 在工业化开始不久(70 年代) ,便把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到了重工业上。政府制定“重化学工业”(HCI) 计划,把钢铁、机械、石油、化学、造船、电子、有色金属列为6 大“战略产业”,力图建立自立经济结构。这是引进苏东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强国) 经验的结果。
5. 从国家少资源而多人力的特点出发,制定优先发展知识人才战略是韩国经济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点。韩国固有的儒学传统,有重视人的教化、重视教育知识的渊源,这一传统为人才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人才战略使韩国的工业化不仅保证了高素质(有文化的劳动力) ,也保证了国家和企业的管理水平能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重视知识和人才,是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谋求发展的最根本措施。
总之,韩国的现代化模式(第3 种现代化模式) ,具有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其中也包括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高于前两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总之,韩国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断修补完善。在这里之所以肯定韩国模式,主要是因为韩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