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靠的是什么？
思想解放运动，有赖于不拘泥于教条，不屈服于左倾权力的理论家的呐喊和论证，有赖于思想开明的高层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但最根本的是要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最终决定事情成败的，还是亿万人民群众。
思想解放就是从神回到人，从神话回到人间常识，从外在的、远离人的目的回归人本身。
如果要问“思想解放何以可能？”回答是：这没有什么高深和神秘的地方，只要我们忠于生活，忠于我们的本性，就做得到。解放思想和科学发明、发现不一样，不是依靠高智商去揭示世界的奥秘，它只是要求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偶像和权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话和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要求回到常识，如果我们处在常识和常理被歪曲的情况中，我们需要的只是纯真和勇气，而不是高深的知识和智慧，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孩一样不假思索的高叫“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裳！”
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就是从人之外的状况，从非人的状况回到人自身，马克思曾经说过：“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理论界在破除“两个凡是”和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惊世骇俗，并不说明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在认识上有多难，只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愚昧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人性丧失到多么可悲的地步。
人们一般认为，从“两个凡是”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拨乱反正，是回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中可以这么说，但一般而言，我们不是回归某一种特定的主义或意识形态，而是回归到经验和常识。古往今来，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工匠、农夫各色人等总是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修正自己的想法，总是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或吸取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有成语“吃一堑，长一智”。如果一定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依靠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才能取得胜利，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们怎么过日子呢，军事家怎么指挥打仗，商人怎么做生意赚钱呢？
思想解放也是启蒙。人类的不幸在于，总是有人——多半是有权有势的人——要蒙蔽人，与此同时，人们总是不甘心受蒙蔽，要扫除思想的障碍。在谈到思想解放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大哲学家康德关于启蒙的话：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在民间，思想解放早已开始，甚至完成
记得《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是在大学校园内读到这篇文章的，当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只觉得它讲的不过是常识常理。
虽然在官方正式拉开思想解放的大幕时心情平静，但在这之前，我对思想解放已经有所体验和期待。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大串连”来到北京，目的是“学习、交流革命经验”，但所见所闻却使人感到惊讶和充满疑问。北京的许多大字报都转抄了林彪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又离我们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泽东著作。”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狂热，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很厉害，但我还是感到这些过头话有些气味不正。到了这年底，读到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个学生写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批判林彪的说法，引起了共鸣，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我已经知道他们因为这封信被抓捕。
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针对的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我这一代人在早几年已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曾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林副统帅接班人地位”的下乡知识青年发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亲自树立的副统帅吗？”“不是说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我们痛苦地、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毛主席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他可能犯错误，其实他已经犯了错误。
在这之前，使我真正震动的思想解放是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喊出这样的口号：“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只有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思想变化，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才可以解释1978年的思想解放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说进行的那么顺利。其实，斗争和阻力只是在上层。
我们需要回到和考察思想解放的原点
改革到底应该怎样搞，思想怎样才算是解放？在对改革和思想解放进行回顾、总结、反思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到了当时的起点，想想我们的初衷。
在“四人帮”被抓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道理应该在思想、路线上有一个彻底转变，但在中国，左的思想和习惯非常强大，按照旧思路，最大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所以当时官方的看法是，既然“四人帮”是坏蛋，那么他们当然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按毛泽东的说法，说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旧意识形态的是叶剑英元帅。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他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李维汉向邓小平进言，主张思想战线上要反对封建主义。他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邓小平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
这说明当时党内有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共识，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思想发展没有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反资本主义”往往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当时全国有一种共识，就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说透，彻底清除文革和之前一切左的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在思想解放和批左方面走得更远，于是形成思想上的欠债，一直影响到到现在。有人近年来说：“小平同志说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主要应该反左。现在，来反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思想战线应该是反右。”左的东西在中国永远是有恃无恐的。
思想解放和改革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是在30年前启动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是：党内和理论队伍内部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没有解决，一般认为思想的分野是改革与保守，最高层领导和下层群众是要改革开放的，而许多干部因为因循守旧，怕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而保守。但从90年代起，公开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主张不明显了，原因一是改革发展壮大了，二是许多原来不太支持改革的人发现，改革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使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大大增加了。放权让利使他们的权力受到的监督和约束少了，由于行政审批制和价格双轨制，寻租活动和权钱交易的机会增多了。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相反，一般群众承受了改革的代价，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他们的改革梦想破灭了。现在，再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问题变成“要什么样的改革”。
反思改革很有必要，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人群主导的改革与改革的初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一致。在反思和总结改革时，我们要不断回到原点，问一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还是单纯的经济增量和经济效益？现在，我们需要破除对于GDP和“短期出政绩”的迷信。
我们必须重视“改革的民意基础”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早已过了开初的舆论动员阶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们策划和操作的事情。固然，以为国家大事要靠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策划，脱离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实际，但是，以为国家大事与人民群众无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往往没有必要、没有能力像专家、官员那样制定建设和治理的计划、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评价这些计划、方案的优劣利弊，有权利决定它们的取舍。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拆迁、征地、收费、建设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说明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长期的，一定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30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只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我们需要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扩大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
今后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它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如果说，30年前的思想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那么以后的思想解放能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思想解放就是从神回到人，从神话回到人间常识，从外在的、远离人的目的回归人本身。
如果要问“思想解放何以可能？”回答是：这没有什么高深和神秘的地方，只要我们忠于生活，忠于我们的本性，就做得到。解放思想和科学发明、发现不一样，不是依靠高智商去揭示世界的奥秘，它只是要求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偶像和权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话和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要求回到常识，如果我们处在常识和常理被歪曲的情况中，我们需要的只是纯真和勇气，而不是高深的知识和智慧，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孩一样不假思索的高叫“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裳！”
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就是从人之外的状况，从非人的状况回到人自身，马克思曾经说过：“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理论界在破除“两个凡是”和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惊世骇俗，并不说明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在认识上有多难，只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愚昧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人性丧失到多么可悲的地步。
人们一般认为，从“两个凡是”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拨乱反正，是回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中可以这么说，但一般而言，我们不是回归某一种特定的主义或意识形态，而是回归到经验和常识。古往今来，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工匠、农夫各色人等总是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修正自己的想法，总是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或吸取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有成语“吃一堑，长一智”。如果一定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依靠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才能取得胜利，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们怎么过日子呢，军事家怎么指挥打仗，商人怎么做生意赚钱呢？
思想解放也是启蒙。人类的不幸在于，总是有人——多半是有权有势的人——要蒙蔽人，与此同时，人们总是不甘心受蒙蔽，要扫除思想的障碍。在谈到思想解放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大哲学家康德关于启蒙的话：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在民间，思想解放早已开始，甚至完成
记得《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是在大学校园内读到这篇文章的，当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只觉得它讲的不过是常识常理。
虽然在官方正式拉开思想解放的大幕时心情平静，但在这之前，我对思想解放已经有所体验和期待。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大串连”来到北京，目的是“学习、交流革命经验”，但所见所闻却使人感到惊讶和充满疑问。北京的许多大字报都转抄了林彪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又离我们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泽东著作。”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狂热，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很厉害，但我还是感到这些过头话有些气味不正。到了这年底，读到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个学生写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批判林彪的说法，引起了共鸣，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我已经知道他们因为这封信被抓捕。
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针对的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我这一代人在早几年已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曾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林副统帅接班人地位”的下乡知识青年发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亲自树立的副统帅吗？”“不是说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我们痛苦地、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毛主席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他可能犯错误，其实他已经犯了错误。
在这之前，使我真正震动的思想解放是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喊出这样的口号：“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只有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思想变化，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才可以解释1978年的思想解放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说进行的那么顺利。其实，斗争和阻力只是在上层。
我们需要回到和考察思想解放的原点
改革到底应该怎样搞，思想怎样才算是解放？在对改革和思想解放进行回顾、总结、反思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到了当时的起点，想想我们的初衷。
在“四人帮”被抓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道理应该在思想、路线上有一个彻底转变，但在中国，左的思想和习惯非常强大，按照旧思路，最大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所以当时官方的看法是，既然“四人帮”是坏蛋，那么他们当然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按毛泽东的说法，说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旧意识形态的是叶剑英元帅。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他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李维汉向邓小平进言，主张思想战线上要反对封建主义。他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邓小平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
这说明当时党内有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共识，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思想发展没有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反资本主义”往往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当时全国有一种共识，就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说透，彻底清除文革和之前一切左的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在思想解放和批左方面走得更远，于是形成思想上的欠债，一直影响到到现在。有人近年来说：“小平同志说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主要应该反左。现在，来反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思想战线应该是反右。”左的东西在中国永远是有恃无恐的。
思想解放和改革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是在30年前启动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是：党内和理论队伍内部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没有解决，一般认为思想的分野是改革与保守，最高层领导和下层群众是要改革开放的，而许多干部因为因循守旧，怕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而保守。但从90年代起，公开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主张不明显了，原因一是改革发展壮大了，二是许多原来不太支持改革的人发现，改革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使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大大增加了。放权让利使他们的权力受到的监督和约束少了，由于行政审批制和价格双轨制，寻租活动和权钱交易的机会增多了。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相反，一般群众承受了改革的代价，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他们的改革梦想破灭了。现在，再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问题变成“要什么样的改革”。
反思改革很有必要，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人群主导的改革与改革的初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一致。在反思和总结改革时，我们要不断回到原点，问一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还是单纯的经济增量和经济效益？现在，我们需要破除对于GDP和“短期出政绩”的迷信。
我们必须重视“改革的民意基础”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早已过了开初的舆论动员阶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们策划和操作的事情。固然，以为国家大事要靠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策划，脱离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实际，但是，以为国家大事与人民群众无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往往没有必要、没有能力像专家、官员那样制定建设和治理的计划、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评价这些计划、方案的优劣利弊，有权利决定它们的取舍。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拆迁、征地、收费、建设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说明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长期的，一定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30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只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我们需要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扩大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
今后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它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如果说，30年前的思想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那么以后的思想解放能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的理论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
这是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来自日民主党政权的一次积极、明确、高调的表态，也是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鸠山首相在若干场合发言的背书。
民主党上台后，在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对亚外交的政策走向问题上，被作为“积极因素”广为媒介报道的是鸠山首相立足亚洲，表示将推动东亚共同体，甚至准备打造东亚共同货币的“向前看”姿态。历史地看，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日本的“脱美入亚”———对亚洲的复归，说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即使是传统的同盟关系，也无法阻挡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深层现实需要。但一种客观现实的呈现，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如此浓密而高调地热衷于某种政治理念的“输出”，必有客观之外的原因。而其中之荤荤大者，应该说与鸠山其人的政治理想有关。
我们注意到，鸠山在阐述其共同体构想时，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表述是“友爱”，甚至把这种听上去颇抽象的概念作为实现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的最主要路径（所谓“友爱精神”、“友爱外交”）。如此“听上去很美”的立论，令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在油然而生亲切感的同时，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点很可能也是该构想未能迅速获得广泛响应的理由）。对此，鸠山本人也并不否认，其在不久前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论文中写道：“所有伟大的历史想法都是从乌托邦的梦想开始，以回归现实的方式结束。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作为乌托邦梦想的想法，变成这样的人的现实依赖：他们相信这个信念并且有能力为之而行动。”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否系“乌托邦”另当别论，理论上其来有自则是事实。而要弄清“乌托邦”与否的价值判断妥当与否，也许要先从理论的正本清源入手。
众所周知，工学博士出身的鸠山由纪夫的从政之路，受到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的莫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家族“政治DNA”意义上的，而且在政治哲学上，也颇有因袭：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爱；这种爱，是友爱”———鸠山把祖父生前爱用不已的“友爱”，置于自由主义的根部，并以之为原点，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哲学。
而鸠山一郎，作为一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的保守政治重镇，思想上又受到泛欧运动的创始人、被称为“欧盟之父”的奥地利思想家库德诺夫（CountCoudenhove-Kalergi）的相当影响。出生于日本、父亲为奥匈帝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母亲为日本人的库氏，基于欧战的惨痛历史，痛感自由乃人类尊严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保障自由，须确立私有财产制度。但保障私产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平等”的诉求却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而作为既对抗资本主义，又对抗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令他深感忧虑。他认识到，“若无‘友爱’的相伴，‘自由’会招致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平等’则招致暴政。”因为，一味追求平等的极权主义和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结果都导致人的尊严被侵犯，使原本为目的的人本身化为手段。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平等，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则祸患无穷。因此，有必要谋求一种均衡的理念，以期人类的尊严不被冒犯。而库氏找到的一把钥匙，即是“友爱”。1923年，库氏出版《泛欧洲主义》一书，轰动全欧；翌年，成立泛欧会议；不用说，库氏成了纳粹的敌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库氏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直至战后1947年，创设欧洲议会同盟（EPU，EuropeanParliamentaryUnion），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鸠山一郎结识库氏后，深受影响。1952年，将库氏反纳粹的力作《与人类为敌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StateagainstMan）翻译成日文，以《自由与人生》为题在日本出版，并于翌年成立同仁团体“友爱青年同志会”（即现在的“日本友爱青年协会”），研究、传播“友爱”理念。而通过某种政治DNA的传承，这也构成了鸠山由纪夫政治哲学的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而相当于象征着法德和解的出发点、后成为欧盟雏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沙盘模型”者，目前鸠山视线锁定的，则是中日之间的东海：所谓“东海不是纷争之海，让它成为友爱之海”。
这是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来自日民主党政权的一次积极、明确、高调的表态，也是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鸠山首相在若干场合发言的背书。
民主党上台后，在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对亚外交的政策走向问题上，被作为“积极因素”广为媒介报道的是鸠山首相立足亚洲，表示将推动东亚共同体，甚至准备打造东亚共同货币的“向前看”姿态。历史地看，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日本的“脱美入亚”———对亚洲的复归，说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即使是传统的同盟关系，也无法阻挡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深层现实需要。但一种客观现实的呈现，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如此浓密而高调地热衷于某种政治理念的“输出”，必有客观之外的原因。而其中之荤荤大者，应该说与鸠山其人的政治理想有关。
我们注意到，鸠山在阐述其共同体构想时，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表述是“友爱”，甚至把这种听上去颇抽象的概念作为实现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的最主要路径（所谓“友爱精神”、“友爱外交”）。如此“听上去很美”的立论，令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在油然而生亲切感的同时，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点很可能也是该构想未能迅速获得广泛响应的理由）。对此，鸠山本人也并不否认，其在不久前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论文中写道：“所有伟大的历史想法都是从乌托邦的梦想开始，以回归现实的方式结束。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作为乌托邦梦想的想法，变成这样的人的现实依赖：他们相信这个信念并且有能力为之而行动。”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否系“乌托邦”另当别论，理论上其来有自则是事实。而要弄清“乌托邦”与否的价值判断妥当与否，也许要先从理论的正本清源入手。
众所周知，工学博士出身的鸠山由纪夫的从政之路，受到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的莫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家族“政治DNA”意义上的，而且在政治哲学上，也颇有因袭：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爱；这种爱，是友爱”———鸠山把祖父生前爱用不已的“友爱”，置于自由主义的根部，并以之为原点，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哲学。
而鸠山一郎，作为一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的保守政治重镇，思想上又受到泛欧运动的创始人、被称为“欧盟之父”的奥地利思想家库德诺夫（CountCoudenhove-Kalergi）的相当影响。出生于日本、父亲为奥匈帝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母亲为日本人的库氏，基于欧战的惨痛历史，痛感自由乃人类尊严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保障自由，须确立私有财产制度。但保障私产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平等”的诉求却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而作为既对抗资本主义，又对抗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令他深感忧虑。他认识到，“若无‘友爱’的相伴，‘自由’会招致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平等’则招致暴政。”因为，一味追求平等的极权主义和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结果都导致人的尊严被侵犯，使原本为目的的人本身化为手段。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平等，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则祸患无穷。因此，有必要谋求一种均衡的理念，以期人类的尊严不被冒犯。而库氏找到的一把钥匙，即是“友爱”。1923年，库氏出版《泛欧洲主义》一书，轰动全欧；翌年，成立泛欧会议；不用说，库氏成了纳粹的敌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库氏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直至战后1947年，创设欧洲议会同盟（EPU，EuropeanParliamentaryUnion），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鸠山一郎结识库氏后，深受影响。1952年，将库氏反纳粹的力作《与人类为敌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StateagainstMan）翻译成日文，以《自由与人生》为题在日本出版，并于翌年成立同仁团体“友爱青年同志会”（即现在的“日本友爱青年协会”），研究、传播“友爱”理念。而通过某种政治DNA的传承，这也构成了鸠山由纪夫政治哲学的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而相当于象征着法德和解的出发点、后成为欧盟雏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沙盘模型”者，目前鸠山视线锁定的，则是中日之间的东海：所谓“东海不是纷争之海，让它成为友爱之海”。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人文亮点
中共六十周年庆典，金戈铁马，锦簇花团，海内外一批爱国者的民族自豪如痴如醉，西方媒体却冷眼向洋。纽西兰电视三台在播出“阅兵”后，即刻切换到中国百姓在污染贫困环境生活的画面。解说 画外音是：中国如此挥霍搞庆典，老百姓却生活在贫穷之中。这样的声音并不仅仅来自纽西兰这样的西方小国，也来自西方的大国，英国《泰晤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对于我们的爱国同胞来说必然义愤填膺，斥之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但是，如果理性地来看待这些“妖魔”化言论，就会发现这些妖魔化的背后，是对中国百姓的一份透骨的人文关怀。
中国国庆的挥霍，对于世界上最富裕的美英都是不堪设想的。对于纽西兰这样一个小国，当如天方夜谭。在纽西兰政府每用一分钱，对民众都要有所交待。纽西兰是一个没有正式国庆的国家，“怀当义日”（Wa itangi Day）算是国庆，但是政府不化一分钱，政府首脑在当年与土著居民签约的地方举行一个仪式，就完成了国家大典。奥克兰作为纽西兰最大的城市，市政大厅墙面剥落，地毯磨损，几十年没有钱维修，而政府提供给贫困家庭的“政府房”却越造越高级，甚至为了不造成地区的差别，刻意在高档地段建造政府住房，多少来自中国的移民，居住在政府提供别墅式的居室之中安享生活。尽管如此，媒体还时不时地批评着政府对民生的缺失。这样的媒体当看到中国政府如此挥霍，民生却如此困苦，如何能不拍案评说？西方媒体的评说，用中共的话来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话说对了一部分，它伤害了海内外一部分中国人的感情，这一部分人的荣辱感，是自私自利狭窄的民族主义情感，它缺乏的是对黎民百姓的慈悲与同情。他们不关爱，也不让别人关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所谓的妖魔化不但没有伤害他们的感情，而是得到了一份来自远方的关爱，为他们说出了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在国庆大典和中秋之日的北京，一位来自山东的女访民李淑莲在信访局被祼体打死前，她与审讯警察有过一段对话：派出所一警号040582的警察刚听完李淑莲讲他们不让自己穿衣服的事，就不屑的说：“你多大年纪了？没穿衣服有什么？强奸你了没？强奸你了没？”李淑莲一下气哭了，说：“我就是80岁了，也有人权。” 警员说：“人权是外国人创造的，要人权找外国人要去。中国没有人权！”小警察一语道出了中国人权的真相，放弃中国人权所有权，一脚踢到外国人这里的正是中国政府。
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在中国人看来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恰恰相反，西方媒体往往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批评政府。这些年来，西方政府从国家利益着想，为了从中国的经济来往中得益，往往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时地对中共政权进行言不由衷的美化，以达到经济上的最大收益。而媒体则不同，它的使命是坚持道义立场，中共的利益引诱对他们基本上起不了作用。虽然中共在收买西方政府的同时，也在收买西方媒体。今年美国一所大学对此有过一份调查，显示中共可以收买媒体老板，但几乎没有可能收买媒体的主持人、编辑、记者。在西方社会从事新闻媒体的人员，都是在社会中富有正义感的人，而且老板也无权因言论观点不同炒掉他们，倒是更有可能老板为此被告上法庭，弄得声名狼藉。所以西方媒体从来都不会买中共的账，也不会买那些被“伤害了感情”的中国人的账。因为他们的立场所在，是那些贫困无助，人权被凌辱的中国人。纽西兰一名华人记者，去年参加了纽西兰电视一台，有关“三聚氰胺”的新闻制作“Bad Milk”，获得了纽西兰最高新闻Qantas奖。就是西方媒体关注中国弱势群体，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之奖。但是不少爱国者对此低语，说她是揭中国的疮疤，给自己戴上桂冠。
中国的爱国者们对于那些亲近美言中国的西方政客，总是给予“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荣称号。对于批评中国的西方媒体，总是当作敌人，以最恶毒的语言进行诋毁。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那些给予中国溢美之词的政客，则是从来都 没有把中国人当作一个应该和他们的国民享有同样的人权的人看待过，他们看到的只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廉价的产品，以及把他们的产品推销到中国，他们实际上做了当年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得到的利益。而那此批评中共的西方媒体，则对中国没有任何利益需求。他们把中国人真正当人看，以自己国家的人权标准来为中国民众说话。中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语。西方媒体具有的正是这样一种推已及人的人文关怀。
中国国庆的挥霍，对于世界上最富裕的美英都是不堪设想的。对于纽西兰这样一个小国，当如天方夜谭。在纽西兰政府每用一分钱，对民众都要有所交待。纽西兰是一个没有正式国庆的国家，“怀当义日”（Wa itangi Day）算是国庆，但是政府不化一分钱，政府首脑在当年与土著居民签约的地方举行一个仪式，就完成了国家大典。奥克兰作为纽西兰最大的城市，市政大厅墙面剥落，地毯磨损，几十年没有钱维修，而政府提供给贫困家庭的“政府房”却越造越高级，甚至为了不造成地区的差别，刻意在高档地段建造政府住房，多少来自中国的移民，居住在政府提供别墅式的居室之中安享生活。尽管如此，媒体还时不时地批评着政府对民生的缺失。这样的媒体当看到中国政府如此挥霍，民生却如此困苦，如何能不拍案评说？西方媒体的评说，用中共的话来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话说对了一部分，它伤害了海内外一部分中国人的感情，这一部分人的荣辱感，是自私自利狭窄的民族主义情感，它缺乏的是对黎民百姓的慈悲与同情。他们不关爱，也不让别人关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所谓的妖魔化不但没有伤害他们的感情，而是得到了一份来自远方的关爱，为他们说出了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在国庆大典和中秋之日的北京，一位来自山东的女访民李淑莲在信访局被祼体打死前，她与审讯警察有过一段对话：派出所一警号040582的警察刚听完李淑莲讲他们不让自己穿衣服的事，就不屑的说：“你多大年纪了？没穿衣服有什么？强奸你了没？强奸你了没？”李淑莲一下气哭了，说：“我就是80岁了，也有人权。” 警员说：“人权是外国人创造的，要人权找外国人要去。中国没有人权！”小警察一语道出了中国人权的真相，放弃中国人权所有权，一脚踢到外国人这里的正是中国政府。
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在中国人看来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恰恰相反，西方媒体往往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批评政府。这些年来，西方政府从国家利益着想，为了从中国的经济来往中得益，往往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时地对中共政权进行言不由衷的美化，以达到经济上的最大收益。而媒体则不同，它的使命是坚持道义立场，中共的利益引诱对他们基本上起不了作用。虽然中共在收买西方政府的同时，也在收买西方媒体。今年美国一所大学对此有过一份调查，显示中共可以收买媒体老板，但几乎没有可能收买媒体的主持人、编辑、记者。在西方社会从事新闻媒体的人员，都是在社会中富有正义感的人，而且老板也无权因言论观点不同炒掉他们，倒是更有可能老板为此被告上法庭，弄得声名狼藉。所以西方媒体从来都不会买中共的账，也不会买那些被“伤害了感情”的中国人的账。因为他们的立场所在，是那些贫困无助，人权被凌辱的中国人。纽西兰一名华人记者，去年参加了纽西兰电视一台，有关“三聚氰胺”的新闻制作“Bad Milk”，获得了纽西兰最高新闻Qantas奖。就是西方媒体关注中国弱势群体，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之奖。但是不少爱国者对此低语，说她是揭中国的疮疤，给自己戴上桂冠。
中国的爱国者们对于那些亲近美言中国的西方政客，总是给予“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荣称号。对于批评中国的西方媒体，总是当作敌人，以最恶毒的语言进行诋毁。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那些给予中国溢美之词的政客，则是从来都 没有把中国人当作一个应该和他们的国民享有同样的人权的人看待过，他们看到的只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廉价的产品，以及把他们的产品推销到中国，他们实际上做了当年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得到的利益。而那此批评中共的西方媒体，则对中国没有任何利益需求。他们把中国人真正当人看，以自己国家的人权标准来为中国民众说话。中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语。西方媒体具有的正是这样一种推已及人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