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人误读的日本
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由于中日两国间特殊的历史恩怨，中国人误读世界，尤以误读日本为最，情绪最强，信息最多，传播最广。这些误读最初被人为制造出谎言后，怂恿教唆不明真相者盲目跟进，网上义愤填膺摇旗呐喊跟帖者不计其数，形成类似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磁场效应。有时甚至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损害和谐社会建设和中日友好大局。
2000年前后，一个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发的文章被《中国青年报》刊发，许多学者也信以为真，摆阵叫骂。
文章说：“从整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我们日本人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那，不愿称它为中国。”4年后，又一名冒充日本留学生的中国人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念了这篇伪文，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至今，这篇文章依然在各网站流传，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所谓的长谷川弘一来自日本哪里，就读于中国哪所大学？长相如何？仅凭一篇从天而降的几百字文章搅得愤青们坐卧不宁多年之久。
“这是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的《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里面耸人听闻地叫嚣：“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其实有人在日本网站一一查过，很难发现这篇文章，无从谈起“人气极旺”。有人断言，这种无来源，无日文原文，又完全大陆化的文章，基本上全是伪造的。
还有各种版本的谣言广为流行，"日本人吃婴儿"、"日本人培养出售盆景猫"、“中国女留学生受到日本暴徒强暴殴打”。这些网上谣言往往还有“不用你上战场当炮灰，是中国人就转发!是中国人就顶！”的怂恿和鼓励。
有时候谣言还加进外国元素，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以使其更有可信度。有段话据说来自日本高官：“就算我们不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都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不管我们怎么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都会买我们的产品。”许多人信誓旦旦地抵制日货的动力都来自这段话，这无疑制造着一个天大的谎言。2002年， SONY游戏机PS2在韩国销售60万台。2006年，韩国对日本逆差达到创记录的253亿美元。佳能和 尼康数码单反相机占韩国90%，本田和丰田成为最畅销的进口汽车品牌。
如果说上述谣言证实有些困难的话，那么SK-II的基因损害冤情则有充分理由被中国质量检验机构洗刷了。
几年以来到处散布，“日本利用基因技术改变中国人的基因”， SK-II “含有能损害人体本身基因的剧毒成分”。2006年9月，有关部门从SK-II 化妆品中检出铬和钕，未证实损害健康，仍然导致SK-II停止销售。12月3日,SK-Ⅱ重新销售，一度热炒的有关部门和人士也悻悻而去哑言失声。可是，SK-II巨大的经济损失谁来负责？名誉损失何时能够恢复？不禁让人为遭受不白之冤的SK-Ⅱ鸣不平。
几年前，日本主持人在中国露屁股登上媒体醒目位置。但是许多日本人在中国或在日本被谋财害命，每年日本有接近一半犯罪的外国人是中国人，如此严重的法律事件却很难见住中国报端，可见某些媒体的双重标准难以让人信服。不给民众知情，民众就只可能相信谣言。
正是由于扭曲的仇日情绪蔓延，导致荒谬的猜疑和变色的日本出现。可悲的是，许多对日本的误读来自中国人，其欺骗同胞目的何在？出发点再多好，也有负面性。我们不仅要问，有多少反日谎言还在流行？
如果都陷于对日本的无知，无知者固然无畏，但是只能步入无聊。“我们误读了世界，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泰戈尔当年如是说。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误读了日本，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日本固然有它的不足和错误，但是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操，似乎不靠谎言也能够支撑。
2000年前后，一个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发的文章被《中国青年报》刊发，许多学者也信以为真，摆阵叫骂。
文章说：“从整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我们日本人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那，不愿称它为中国。”4年后，又一名冒充日本留学生的中国人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念了这篇伪文，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至今，这篇文章依然在各网站流传，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所谓的长谷川弘一来自日本哪里，就读于中国哪所大学？长相如何？仅凭一篇从天而降的几百字文章搅得愤青们坐卧不宁多年之久。
“这是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的《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里面耸人听闻地叫嚣：“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其实有人在日本网站一一查过，很难发现这篇文章，无从谈起“人气极旺”。有人断言，这种无来源，无日文原文，又完全大陆化的文章，基本上全是伪造的。
还有各种版本的谣言广为流行，"日本人吃婴儿"、"日本人培养出售盆景猫"、“中国女留学生受到日本暴徒强暴殴打”。这些网上谣言往往还有“不用你上战场当炮灰，是中国人就转发!是中国人就顶！”的怂恿和鼓励。
有时候谣言还加进外国元素，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以使其更有可信度。有段话据说来自日本高官：“就算我们不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都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不管我们怎么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都会买我们的产品。”许多人信誓旦旦地抵制日货的动力都来自这段话，这无疑制造着一个天大的谎言。2002年， SONY游戏机PS2在韩国销售60万台。2006年，韩国对日本逆差达到创记录的253亿美元。佳能和 尼康数码单反相机占韩国90%，本田和丰田成为最畅销的进口汽车品牌。
如果说上述谣言证实有些困难的话，那么SK-II的基因损害冤情则有充分理由被中国质量检验机构洗刷了。
几年以来到处散布，“日本利用基因技术改变中国人的基因”， SK-II “含有能损害人体本身基因的剧毒成分”。2006年9月，有关部门从SK-II 化妆品中检出铬和钕，未证实损害健康，仍然导致SK-II停止销售。12月3日,SK-Ⅱ重新销售，一度热炒的有关部门和人士也悻悻而去哑言失声。可是，SK-II巨大的经济损失谁来负责？名誉损失何时能够恢复？不禁让人为遭受不白之冤的SK-Ⅱ鸣不平。
几年前，日本主持人在中国露屁股登上媒体醒目位置。但是许多日本人在中国或在日本被谋财害命，每年日本有接近一半犯罪的外国人是中国人，如此严重的法律事件却很难见住中国报端，可见某些媒体的双重标准难以让人信服。不给民众知情，民众就只可能相信谣言。
正是由于扭曲的仇日情绪蔓延，导致荒谬的猜疑和变色的日本出现。可悲的是，许多对日本的误读来自中国人，其欺骗同胞目的何在？出发点再多好，也有负面性。我们不仅要问，有多少反日谎言还在流行？
如果都陷于对日本的无知，无知者固然无畏，但是只能步入无聊。“我们误读了世界，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泰戈尔当年如是说。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误读了日本，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日本固然有它的不足和错误，但是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操，似乎不靠谎言也能够支撑。
超级大国的噩梦
谢淑丽女士所著这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曾在英语国家畅销，之所以能够畅销，除了感谢这位中国通女士睿智而精彩的论述和行文之外，在更深层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日渐开放，不可逆转地融入当今全球化世界巨大背景。
然而谢淑丽女士毕竟不是中国人，无论她对中国再怎么了如指掌，她仍然是位美国人。她无法切身感受到一个中国人所需要面对的一切，无法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拥有切肤之感。从这一方面来说，这算得上是个遗憾，因为象她这样一位广泛接触中国事务且见多识广、头脑清晰的人来说，对中国的一切，无法形成一个最根源最真切的了解，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她思考和论述中国问题时的方式和方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她不是一位中国人，令她可以摆脱很多那种被自小灌输甚至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立场，站在一个更清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亦是中国了解自己国内事务的一面明镜。它可以帮助我们纠正许多视觉盲点，令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究竟是何等模样。这毫无疑问，就象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咨询一下你的邻居对你们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里，谢女士不仅告诉我们一个她眼中的中国社会和掌控这个社会的政党，究竟是何等面目。更向我们传达出一种观念：在例如美国这样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对待和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有赖于取得科学而全面的社会调查数据，只有这些采样数据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性，才可能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如果读者诸君对控制论或控制技术有所了解，那么您会恍然大悟：在一个公民社会，对待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工程师的思路。
这和我们所惯常的理解的“政治”或者“行政”理念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印象中，所有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首先有赖于一位英明的领导，然后有一群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再有大批常年辛劳不计得失的基层人员……一层层自上而下，充斥或英明果敢，或不辞辛劳，或因公忘私，甚至有舍死忘生与坏人坏事做斗争者。
当然，成年人都明白这些全是政治宣传，不客气地说是在放屁或者忽悠老百姓。一切社会问题的处理过程，都是有权阶层操控和玩弄权柄的过程，这些弄权伎俩从头至尾，都不可能和什么科学分析、数据采样沾边。两相对比，彰显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巨大鸿沟，一个是对公民负责任的，兢兢业业力图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以百姓为刍狗的，飞扬跋扈且贪婪的。民主政府通过赢得人民的选票上台，而专制政府则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选举真正的威力，并非人民拥有无比清晰的眼光，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出那些最佳人选。其威力在于任何人想要涉足国家或者地方行政和立法事务，都必须依赖于人民的选票。人民不仅可以把他选上台，更可以把他选下台。当他当选之后，若不兢兢业业地工作以取得令选民满意度成效，将被选民的选票轰下台去。
一个民权被剥夺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阿德雷·萨哈罗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断言：苏联将永远不可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因为苏联社会压制个人自由，需要的只是对长官俯首帖耳的奴才，而不需要真正充满创造力的人士；不仅如此，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对其还是一个威胁，因为其创造力往往导致其对现行社会规则的质疑，从而动摇苏共的统治权威。而美国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人们可以轻松地进行各种创新和探索并免于恐惧。因此，美国社会将永远欣欣向荣，而苏联将一天胜似一天地死气沉沉，然后终结。
萨哈罗夫所指出的不过是个基本常识，几十年后，这个常识应验了。在很多人都心目中，或者是说，在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定义中，真正的超级大国，不仅仅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只是其表面；它更应该首先是一个人权得到有力保障，文化繁荣，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如果抛开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不考虑其故土情结，都会深深地向往生活在那个国家里。苏联拥有可以和美国抗衡的核武库和常备军，生产着完全不亚于美国的战略物资，但世界上却极少有外国人心甘情愿地自愿想到苏联去定居。控制苏联的官僚机制自身僵死而又怀着深深的敌意对待自己的人民，最终这个大家伙完蛋了，当它完蛋的时候老百姓们弹冠相庆。
如果苏联和超级大国的距离是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话，那么中国的距离则是从地球到火星。谢淑丽女士称中国为“脆弱的超级大国”，谢女士拥有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是以使用了一种类似外交辞令的委婉说法。假如中国真与“超级大国”这一名词沾边的话，那么过去六十年来，这个国家充其量是一个噩梦的超级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上最严密的专制体系，这二者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噩梦制造厂，这是个非常浅显的常识。而数十年来，当权的共产党当局一直宣称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假如这个超级大国之梦实现的话，那么对于十数亿中国大众而言，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梦。
萨哈罗夫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便指出，对任何专制当局的支持，令其强大的举措，都是对其治下广大民众的犯罪。一个专制之下的国家，国家的强大与民众的幸福无关，因为专制政权总要想方设法垄断国家资源，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以维系其统治。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之下，民众无法分享到因国家强大而带来的利益，这些利益全都被专制集团侵吞，然后用来应付民众潜在的反抗。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仅仅意味着专制政权的强大而非人民的强大。在中国，经济越是发展，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这对共产党当局多年来所鼓吹的消灭剥削与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而对于专制本质而言，这样的结局只不过是共产党专制天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三十年来，共产党当局以恶性环境破坏和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维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迅速流入掌权者及与他们相勾结的商人腰包，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得真正益处。对普通民众而言，经济发展更多地带来了对他们人权的侵犯并令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近150%，然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中国的工资水平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从中获益的，是一个更加庞大而贪婪的既得利益阶层，以及天文数字一般的政府财政开支，2005年，中国政府的财政已经占据了GDP的六分之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要么被既得利益阶层分赃，要么被当权势力抽走用于对国民实行更加现代化的控制。另一个方面，这十年间，底层民众的抗议活动却逐年增涨，愈演愈烈，表明本就令人极度悲观的人权状况仍在进一步恶化。反观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十年来俄罗斯的GDP总量增长了约70%，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其民众的工资水平却增长了100%。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拥有自由选举的社会，如果官员试图对经济发展的成果分赃，将导致他们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自由的新闻媒体、免于恐惧的反对派和国家化的军队的存在，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满足选民的意愿，使选民获利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在专制国家，民众的幸福与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无关；而在民主国家，这二者却紧密相连。不同于民主国家的当政者们依赖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强大，其发展动力来源于专制者需要掌握更大的力量来控制其治下民众。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掌握在他们手中，当他们面临究竟是用这些利益来改善其治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或是用其来对民众实现更高效严密的控制时，他们一定选择后者。因此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对其民众而言并非福祉，实乃祸端。因为对他们而言，国家的强大意味着他们将生活在统治者更加强大有效的控制之中，而自己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却难以指望。
或者，我们姑且承认多年的经济增长对于当今民众而言是否真的存在积极意义，仍值得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讨论的话。但我们仍然可以断言，这种增长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不会是一种福祉。因不受任何民权的约束，一个彻底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阶层，及围绕他们获利的商人，控制着经济增长的所有方面，包括它的起因、方式和成果。而这些人却毋需对这种增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负任何责任。环境的逐年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钱权交易成为社会的潜规则导致国民整体道德水平急剧败坏。所有这些恶性代价，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毁灭性的重创。这是一个依靠官僚机制自身永远也无法解决的噩梦，越是沉迷于这个噩梦中，当这个噩梦醒来时所受到的创伤就越是深重。每一位对这个国家怀有良好愿望的人，都应该以清醒的头脑看到这个噩梦的未来，并为民权在这个国家的壮大而努力。
因此，假如中国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那对广大中国民众而言，不过是意味着他们将继续在专制之下承受煎熬。在一个专制社会之下，人民幸福或不幸的程度，取决于专制者的统治强度及人民自身热爱自由的程度。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极度不幸的。如今，我们的生活正渐渐远离毛时代的阴影，缓慢并逐步走向开放。其根源并非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而是后世的统治者们，乃至整个统治阶层，都在逐步丧失其权威。试想，假如毛泽东拥有与当今中国社会同等的物质资源，那必将是一个比红中国前三十年更加暗无天日的世道。在专制之下，民族主义的富强之梦，只不过是在给专制体制充电，维持其统治生命，为虎作张，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真正的国富民强，只有在一个政府的权力依赖于人民选票的社会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以实现。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集团，不仅绝对人数世界第一，人均所需奉养的官僚亦是如此。是以中国这一“超级大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僚的超级大国。谢淑丽女士在她的著作中对这一官僚集团进行了详细分析。谢女士因外交官身份，常年与这个官僚集团及附庸于其的文人、技术人员、军情人员打交道，她对这一集团的了解，远远超出一般中国人。并且，她有足够多的机会看到这个官僚集团的另一面，即它面对“洋大人”时的脸嘴。这是中国人难以获得甚至是无法获得的视角。这部著作向人们提供了两个角度来了解这一几乎控制着中国社会一切都官僚集团，第一个是“洋大人”的视角，第二个是谢女士刻意打造的官僚集团高层自身的视角。
但谢女士毕竟不是专制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她似乎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官僚集团的行为逻辑。这个集团行为的第一要旨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她在书中似乎过度高估了民意对官僚集团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因互联网民意改变当局和地方当局政策走向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并不能表明专制当局真正重视民意。不同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员们需要依赖选民，在专制集团内，任何一个个体，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向人民表明什么，而是为了向他的上司、同僚、下属表明什么。对专制集团内的官僚们而言，他们能在官僚体系内占据一席之地，需要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除了那些后台铁硬者之外，这个关系网的出现一个细微的不平衡，都有可能导致乌纱不保或者利益受损。他们的利益、政治安全甚至身家安全最大且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源于民众，而来源于他们身边的其他官僚。其他人会抓住他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在他防不胜防的时候对其发起攻击，试图取而代之，或者在切利益分赃蛋糕时挤压他的份额。民众的意愿，往往成为政敌们相互攻击的武器，尤其那些极端的，具有煽动性的意向，哪怕仅仅是一些在极少数人中传播的流言蜚语，都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
谢女士所着力描写的，那种在中国社会，民意正在改变官员政策的迹象，并非官员们真的需要眷顾民意。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官场上以民意为幌子的相互倾轧而已。而这些倾轧，在官场上各种勾心斗角的内部纷争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关心中国现状及未来的读者诸君，对此应该有比谢淑丽女士更清晰的认识，不至于产生错误判断。
另外，谢淑丽女士似乎是以过分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中共当局对经济发展的热衷。她认定中共之所以热衷于经济发展，是因为担心无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动摇他们的政权。当然，在这个以惨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为基础的狂热经济潮流里，谢女士的观点具有非常深刻的价值，但这并非造成经济狂热的根本原因，至少不是全部原因。
数十年持久不衰的经济狂热，尤其纷繁复杂的原因。译者认为，除了谢女士所着力阐述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两大同等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回溯到之前提及的官僚机制的本质。因为毋需依赖于人民，这个官僚们所做出的一切政绩，不是为了对选民有一个交代，而是要做给他们的上司、同僚和下属看。他们毋需赢得人民的支持，而仅仅需要官僚集团本身的支持。譬如一名地方官，热衷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他提供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第一，作为一名地方官，当地任何一个经济项目，都是他本人从中进行钱权交易的绝佳机会。专制体制令官员无需面临反对派的挑战、议会的制衡和公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钱权交易。因此，官僚们热衷于不停地推进一个接一个的经济项目，造成整体经济狂热增长。第二，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将利益分赃蛋糕做大。一个更大的利益分赃蛋糕，对这位官僚的同僚、上司和属下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他便能够为他周围的其他官僚也创造出分赃的机会，他在官僚集团内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使自己的仕途更加稳固顺利。基于以上两点，对于一名专制体制之下的官员，热衷于经济不仅是他个人及家族进行腐败的绝佳途径，亦是其推动政治升迁的绝佳政绩。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崩溃的同时，新的统治者不再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在毛时代，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生活围绕政治斗争旋转。毛泽东呼风唤雨，指引着全社会去斗争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他所指定的阶级敌人。上至他钦定的接班人，下至最清贫、最与世无争的出家人。如果不对这种社会生活模式进行改变，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模式，终有一天要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不再具有高度权威的统治者甚至整个统治阶层。因此，自邓小平开始，中共自上而下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生活模式，由围绕政治展开转向围绕经济展开，从而有效避免了自身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可能。在个人权威丧失的前提下，统治阶层只有通过掌制更多的社会资源，才能有效地控制其治下民众。因此，必须使经济发展，使他们的统治得以维系。红中国的最近三十年，随着统治者权威一蟹不如一蟹，政治也一代代被淡化。其中隐含着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专制者的力量越弱，人民的不幸就越轻。
尽管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深思之处，我们仍要感谢谢淑丽女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社会难得的绝佳视角。这个依靠一个因不受限制而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机制控制的脆弱超级大国，也必将给因官僚机制自身的吃屎狗本性，为自己的归天做上一场黄粱美梦。
然而谢淑丽女士毕竟不是中国人，无论她对中国再怎么了如指掌，她仍然是位美国人。她无法切身感受到一个中国人所需要面对的一切，无法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拥有切肤之感。从这一方面来说，这算得上是个遗憾，因为象她这样一位广泛接触中国事务且见多识广、头脑清晰的人来说，对中国的一切，无法形成一个最根源最真切的了解，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她思考和论述中国问题时的方式和方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她不是一位中国人，令她可以摆脱很多那种被自小灌输甚至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立场，站在一个更清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亦是中国了解自己国内事务的一面明镜。它可以帮助我们纠正许多视觉盲点，令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究竟是何等模样。这毫无疑问，就象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咨询一下你的邻居对你们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里，谢女士不仅告诉我们一个她眼中的中国社会和掌控这个社会的政党，究竟是何等面目。更向我们传达出一种观念：在例如美国这样成熟的公民社会里，对待和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有赖于取得科学而全面的社会调查数据，只有这些采样数据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性，才可能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如果读者诸君对控制论或控制技术有所了解，那么您会恍然大悟：在一个公民社会，对待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工程师的思路。
这和我们所惯常的理解的“政治”或者“行政”理念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印象中，所有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首先有赖于一位英明的领导，然后有一群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再有大批常年辛劳不计得失的基层人员……一层层自上而下，充斥或英明果敢，或不辞辛劳，或因公忘私，甚至有舍死忘生与坏人坏事做斗争者。
当然，成年人都明白这些全是政治宣传，不客气地说是在放屁或者忽悠老百姓。一切社会问题的处理过程，都是有权阶层操控和玩弄权柄的过程，这些弄权伎俩从头至尾，都不可能和什么科学分析、数据采样沾边。两相对比，彰显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巨大鸿沟，一个是对公民负责任的，兢兢业业力图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以百姓为刍狗的，飞扬跋扈且贪婪的。民主政府通过赢得人民的选票上台，而专制政府则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选举真正的威力，并非人民拥有无比清晰的眼光，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出那些最佳人选。其威力在于任何人想要涉足国家或者地方行政和立法事务，都必须依赖于人民的选票。人民不仅可以把他选上台，更可以把他选下台。当他当选之后，若不兢兢业业地工作以取得令选民满意度成效，将被选民的选票轰下台去。
一个民权被剥夺的国家，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阿德雷·萨哈罗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断言：苏联将永远不可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因为苏联社会压制个人自由，需要的只是对长官俯首帖耳的奴才，而不需要真正充满创造力的人士；不仅如此，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对其还是一个威胁，因为其创造力往往导致其对现行社会规则的质疑，从而动摇苏共的统治权威。而美国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人们可以轻松地进行各种创新和探索并免于恐惧。因此，美国社会将永远欣欣向荣，而苏联将一天胜似一天地死气沉沉，然后终结。
萨哈罗夫所指出的不过是个基本常识，几十年后，这个常识应验了。在很多人都心目中，或者是说，在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定义中，真正的超级大国，不仅仅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只是其表面；它更应该首先是一个人权得到有力保障，文化繁荣，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如果抛开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不考虑其故土情结，都会深深地向往生活在那个国家里。苏联拥有可以和美国抗衡的核武库和常备军，生产着完全不亚于美国的战略物资，但世界上却极少有外国人心甘情愿地自愿想到苏联去定居。控制苏联的官僚机制自身僵死而又怀着深深的敌意对待自己的人民，最终这个大家伙完蛋了，当它完蛋的时候老百姓们弹冠相庆。
如果苏联和超级大国的距离是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话，那么中国的距离则是从地球到火星。谢淑丽女士称中国为“脆弱的超级大国”，谢女士拥有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是以使用了一种类似外交辞令的委婉说法。假如中国真与“超级大国”这一名词沾边的话，那么过去六十年来，这个国家充其量是一个噩梦的超级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上最严密的专制体系，这二者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噩梦制造厂，这是个非常浅显的常识。而数十年来，当权的共产党当局一直宣称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假如这个超级大国之梦实现的话，那么对于十数亿中国大众而言，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梦。
萨哈罗夫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便指出，对任何专制当局的支持，令其强大的举措，都是对其治下广大民众的犯罪。一个专制之下的国家，国家的强大与民众的幸福无关，因为专制政权总要想方设法垄断国家资源，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以维系其统治。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之下，民众无法分享到因国家强大而带来的利益，这些利益全都被专制集团侵吞，然后用来应付民众潜在的反抗。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仅仅意味着专制政权的强大而非人民的强大。在中国，经济越是发展，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这对共产党当局多年来所鼓吹的消灭剥削与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而对于专制本质而言，这样的结局只不过是共产党专制天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三十年来，共产党当局以恶性环境破坏和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维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迅速流入掌权者及与他们相勾结的商人腰包，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得真正益处。对普通民众而言，经济发展更多地带来了对他们人权的侵犯并令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近150%，然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中国的工资水平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从中获益的，是一个更加庞大而贪婪的既得利益阶层，以及天文数字一般的政府财政开支，2005年，中国政府的财政已经占据了GDP的六分之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要么被既得利益阶层分赃，要么被当权势力抽走用于对国民实行更加现代化的控制。另一个方面，这十年间，底层民众的抗议活动却逐年增涨，愈演愈烈，表明本就令人极度悲观的人权状况仍在进一步恶化。反观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十年来俄罗斯的GDP总量增长了约70%，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其民众的工资水平却增长了100%。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拥有自由选举的社会，如果官员试图对经济发展的成果分赃，将导致他们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自由的新闻媒体、免于恐惧的反对派和国家化的军队的存在，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满足选民的意愿，使选民获利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在专制国家，民众的幸福与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无关；而在民主国家，这二者却紧密相连。不同于民主国家的当政者们依赖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强大，其发展动力来源于专制者需要掌握更大的力量来控制其治下民众。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掌握在他们手中，当他们面临究竟是用这些利益来改善其治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或是用其来对民众实现更高效严密的控制时，他们一定选择后者。因此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对其民众而言并非福祉，实乃祸端。因为对他们而言，国家的强大意味着他们将生活在统治者更加强大有效的控制之中，而自己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却难以指望。
或者，我们姑且承认多年的经济增长对于当今民众而言是否真的存在积极意义，仍值得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讨论的话。但我们仍然可以断言，这种增长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不会是一种福祉。因不受任何民权的约束，一个彻底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阶层，及围绕他们获利的商人，控制着经济增长的所有方面，包括它的起因、方式和成果。而这些人却毋需对这种增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负任何责任。环境的逐年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钱权交易成为社会的潜规则导致国民整体道德水平急剧败坏。所有这些恶性代价，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毁灭性的重创。这是一个依靠官僚机制自身永远也无法解决的噩梦，越是沉迷于这个噩梦中，当这个噩梦醒来时所受到的创伤就越是深重。每一位对这个国家怀有良好愿望的人，都应该以清醒的头脑看到这个噩梦的未来，并为民权在这个国家的壮大而努力。
因此，假如中国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那对广大中国民众而言，不过是意味着他们将继续在专制之下承受煎熬。在一个专制社会之下，人民幸福或不幸的程度，取决于专制者的统治强度及人民自身热爱自由的程度。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极度不幸的。如今，我们的生活正渐渐远离毛时代的阴影，缓慢并逐步走向开放。其根源并非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而是后世的统治者们，乃至整个统治阶层，都在逐步丧失其权威。试想，假如毛泽东拥有与当今中国社会同等的物质资源，那必将是一个比红中国前三十年更加暗无天日的世道。在专制之下，民族主义的富强之梦，只不过是在给专制体制充电，维持其统治生命，为虎作张，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真正的国富民强，只有在一个政府的权力依赖于人民选票的社会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以实现。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集团，不仅绝对人数世界第一，人均所需奉养的官僚亦是如此。是以中国这一“超级大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僚的超级大国。谢淑丽女士在她的著作中对这一官僚集团进行了详细分析。谢女士因外交官身份，常年与这个官僚集团及附庸于其的文人、技术人员、军情人员打交道，她对这一集团的了解，远远超出一般中国人。并且，她有足够多的机会看到这个官僚集团的另一面，即它面对“洋大人”时的脸嘴。这是中国人难以获得甚至是无法获得的视角。这部著作向人们提供了两个角度来了解这一几乎控制着中国社会一切都官僚集团，第一个是“洋大人”的视角，第二个是谢女士刻意打造的官僚集团高层自身的视角。
但谢女士毕竟不是专制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她似乎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官僚集团的行为逻辑。这个集团行为的第一要旨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她在书中似乎过度高估了民意对官僚集团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因互联网民意改变当局和地方当局政策走向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并不能表明专制当局真正重视民意。不同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员们需要依赖选民，在专制集团内，任何一个个体，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向人民表明什么，而是为了向他的上司、同僚、下属表明什么。对专制集团内的官僚们而言，他们能在官僚体系内占据一席之地，需要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除了那些后台铁硬者之外，这个关系网的出现一个细微的不平衡，都有可能导致乌纱不保或者利益受损。他们的利益、政治安全甚至身家安全最大且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源于民众，而来源于他们身边的其他官僚。其他人会抓住他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在他防不胜防的时候对其发起攻击，试图取而代之，或者在切利益分赃蛋糕时挤压他的份额。民众的意愿，往往成为政敌们相互攻击的武器，尤其那些极端的，具有煽动性的意向，哪怕仅仅是一些在极少数人中传播的流言蜚语，都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
谢女士所着力描写的，那种在中国社会，民意正在改变官员政策的迹象，并非官员们真的需要眷顾民意。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官场上以民意为幌子的相互倾轧而已。而这些倾轧，在官场上各种勾心斗角的内部纷争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关心中国现状及未来的读者诸君，对此应该有比谢淑丽女士更清晰的认识，不至于产生错误判断。
另外，谢淑丽女士似乎是以过分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中共当局对经济发展的热衷。她认定中共之所以热衷于经济发展，是因为担心无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动摇他们的政权。当然，在这个以惨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为基础的狂热经济潮流里，谢女士的观点具有非常深刻的价值，但这并非造成经济狂热的根本原因，至少不是全部原因。
数十年持久不衰的经济狂热，尤其纷繁复杂的原因。译者认为，除了谢女士所着力阐述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两大同等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回溯到之前提及的官僚机制的本质。因为毋需依赖于人民，这个官僚们所做出的一切政绩，不是为了对选民有一个交代，而是要做给他们的上司、同僚和下属看。他们毋需赢得人民的支持，而仅仅需要官僚集团本身的支持。譬如一名地方官，热衷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他提供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第一，作为一名地方官，当地任何一个经济项目，都是他本人从中进行钱权交易的绝佳机会。专制体制令官员无需面临反对派的挑战、议会的制衡和公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钱权交易。因此，官僚们热衷于不停地推进一个接一个的经济项目，造成整体经济狂热增长。第二，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将利益分赃蛋糕做大。一个更大的利益分赃蛋糕，对这位官僚的同僚、上司和属下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他便能够为他周围的其他官僚也创造出分赃的机会，他在官僚集团内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使自己的仕途更加稳固顺利。基于以上两点，对于一名专制体制之下的官员，热衷于经济不仅是他个人及家族进行腐败的绝佳途径，亦是其推动政治升迁的绝佳政绩。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崩溃的同时，新的统治者不再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在毛时代，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生活围绕政治斗争旋转。毛泽东呼风唤雨，指引着全社会去斗争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他所指定的阶级敌人。上至他钦定的接班人，下至最清贫、最与世无争的出家人。如果不对这种社会生活模式进行改变，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模式，终有一天要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不再具有高度权威的统治者甚至整个统治阶层。因此，自邓小平开始，中共自上而下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生活模式，由围绕政治展开转向围绕经济展开，从而有效避免了自身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可能。在个人权威丧失的前提下，统治阶层只有通过掌制更多的社会资源，才能有效地控制其治下民众。因此，必须使经济发展，使他们的统治得以维系。红中国的最近三十年，随着统治者权威一蟹不如一蟹，政治也一代代被淡化。其中隐含着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专制者的力量越弱，人民的不幸就越轻。
尽管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深思之处，我们仍要感谢谢淑丽女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社会难得的绝佳视角。这个依靠一个因不受限制而腐败、低能且残酷的官僚机制控制的脆弱超级大国，也必将给因官僚机制自身的吃屎狗本性，为自己的归天做上一场黄粱美梦。
河殇
第四集 新纪元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著。 )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
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
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
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
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
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
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
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
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
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
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
世纪以来，始终缠绕著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
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
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
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著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
这个还带著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
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
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
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著
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
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
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
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
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
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
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
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
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
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
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
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
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
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
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
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
这块土地正养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
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著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
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
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
棉衣。
一位□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乾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
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著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
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
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
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
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著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
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
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
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
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
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
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
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
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
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
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
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
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
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
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
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
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
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著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
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
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
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
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
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
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
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著人家的市场
的时候，却又捂著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
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
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
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
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
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
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
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
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
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
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著双方的积极
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
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
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
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
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
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
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
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
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
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
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
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第五集 忧患
大自然中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
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乾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
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 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
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
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
实行社会改革。 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
，蔓延在富蔗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 。 。 这一切，把我们的这
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著忧患？这
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
微喘了口气。 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
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 。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 早在"诗经"的时代，中
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
国的忧患"。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
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
弥散出来，充满著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
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
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甚么样子。 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
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
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
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 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
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
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
变成了暴君。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
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
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
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
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水□”所写的八百里蓼儿□，也就是几
千年来古人长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
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
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
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
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
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
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随
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
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
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
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
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 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
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
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
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
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头。然
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
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著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
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这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可是，
洪水是无法预测的。自从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发大洪水之后，黄河水
利委员会就发出警告：在今后的某一天，黄河可能还会发生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
旦发生，黄河无论向北还是向南溃决，都会造成损失数百亿元的毁灭性灾难，都将
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它甚么时候会落下来。
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
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
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几千年
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
肆虐，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
己流到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
大出血。
（毛泽东坐在邙山头上眺望黄河。）
当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据说，
他当时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
山河的话，却唯独对黄河说得很少，很谨慎。他年过七十的时候，还想徙步策马去
探黄河源头。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
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
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
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
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圣人
出，黄河清”。。。
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
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
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
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
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明垂青史。
黄河从大禹脚下流到我们这里，仿佛只打了一个盹儿，而人世间已阅尽数千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同黄河泛滥进行了数不清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我们终于靠
著两条大堤，把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带泥沙一块送进大海。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
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殊不知道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之剩
下了观赏的价值，运河也早以被截断，惟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因
此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
日久天长的泥沙堆积，不断涨高河床，不断溃堤改道，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断
把它重新约束到大堤之中，这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便成为中国人对付黄
河的位唯一手段。
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河床平
均每年抬高二□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米。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
次加高加宽大堤，它保证了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
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
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
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
我们将怎样抵御未来的洪水？黄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澜无事，给中国
人铸成了一种麻痹心理，人们仿佛快要把它那狰狞的面孔遗忘了，这种心态，也许
就像大兴安岭忽然烧起大火来，人们才想起，噢，那里原来有一片森林。
但学者专家们却忘不了可怕的黄河，哪怕黄河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
忧虑，有的乐观，有的怀疑，治黄大计始终众说纷纭。的确，黄河是一门非常复杂
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无可选择
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说子孙万代做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历
史和未来在今天撕裂著我们。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如同人类向大
自然索取了什么，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么。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
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
那挟持著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
吗？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下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就会发想，破裂的欧洲本土，众国林
立，就像一条”杂乱拼缝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独在东方的
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虽然时不时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结起来，
相比之下，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乃至成吉思汉的蒙古大帝国，
都不过是慢慢长夜中的一道闪电。
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两千多年？这个“大
一统”之谜，使中外学者在惊愕中绞尽脑汁。马克思曾经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之
上的社会结构，形像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口袋里，却是彼此分离
的。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
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虽然，就在这大一统的奇
迹里，在一种烂熟文明的灿烂外表之下，在一种绝对供奉皇帝，圣人，老人，祖宗
牌位的缭饶紫烟之中，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著，这种情形，非常像
那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
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
在眼前了。
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著
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著下一次溃决。我们为
什么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
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主宰了我们两千年。而今，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早已
成为历史文物。 庞大的儒家官僚网也灰飞烟灭了，但是，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
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社会震荡的恶梦还让人记忆犹新。 更不可忽视的是，官僚
主义，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
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著
危机。
也许，就像人们对不断增高的大堤深表忧虑一样，永远的超稳定，不也颇令人
忧虑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
(演播室。 学者谈中国社会结构)
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
在的无终止的对话。 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
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
来代替动荡。 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
来。
就在那座比黄河河床还要低九米的开封城里，历史曾经演出过大起大落的无限
繁荣与无比灾难，然而，对今天来说，或许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人物的故事，
比铁塔和相国寺还要更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
这位黑脸包公，八百年来盛名不衰。 尽管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苦难人民的一
种无可奈何的虚幻偶像，但今天开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包公祠
来。四方游人络绎不绝，难道仅仅是为了旅游吗？"青天"观念在中国民间的久久不
肯泯灭，说明了什么呢？
人民更不会忘记，就在离包公祠不太远的一栋旧银行里，发生过文革动乱中最
黑暗的一幕。 在这间阴森森的黑屋子里，亲自主持制定过宪法和党章的共和国主
席，被秘密囚禁，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天。死的时候，他那满头白发足足
有一尺长。 。 。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
。 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
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 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 如果中
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
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
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
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啊。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
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
后也曾经动乱不已。 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我们会遭
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代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
再忧患!
第六集 蔚蓝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
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著整个宇宙
，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
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
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
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
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
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
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
上就活跃著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
把人类从陆地上有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著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
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
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
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
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
漾著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
游和沿海地区了。 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
深处的蒙胧声音。
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
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
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
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
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
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
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
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
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
刻就无影无踪了。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
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著雅典的海上权
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
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
载著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
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迦利列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
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
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
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
级的口号和原则。 资本主义转动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
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甚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
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
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
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著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
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
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
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
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
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
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
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
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
度说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
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
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
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
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
位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
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
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
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
了退回儒家的归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
在继续著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 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
"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
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
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
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
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
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
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
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
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 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
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
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这是一个象征。 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
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
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
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
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
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
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
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乾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
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
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
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 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
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蒙胧
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
却随著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
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 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
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著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
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
巨龙。这一历史壮举，比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著一种
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
慎。”
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
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
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 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
人们仍然心有余悸。 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
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
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
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
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
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 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
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
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
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
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
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演播室。 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
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
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
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
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著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
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
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
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
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
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
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
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
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
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
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
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
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
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著。 )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
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
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
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
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
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
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
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
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
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
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
世纪以来，始终缠绕著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
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
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
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著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
这个还带著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
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
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
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著
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
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
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
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
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
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
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
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
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
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
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
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
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
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
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
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
这块土地正养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
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著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
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
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
棉衣。
一位□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乾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
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著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
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
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
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
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著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
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
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
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
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
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
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
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
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
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
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
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
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
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
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
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
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
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著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
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
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
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
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
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
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
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著人家的市场
的时候，却又捂著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
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
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
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
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
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
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
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
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
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
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著双方的积极
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
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
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
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
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
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
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
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
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
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
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
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第五集 忧患
大自然中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
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乾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
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 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
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
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
实行社会改革。 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
，蔓延在富蔗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 。 。 这一切，把我们的这
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著忧患？这
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
微喘了口气。 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
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 。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 早在"诗经"的时代，中
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
国的忧患"。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
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
弥散出来，充满著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
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
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甚么样子。 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
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
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
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 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
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
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
变成了暴君。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
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
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
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
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水□”所写的八百里蓼儿□，也就是几
千年来古人长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
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
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
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
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
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
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随
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
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
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
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
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 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
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
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
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
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头。然
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
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著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
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这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可是，
洪水是无法预测的。自从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发大洪水之后，黄河水
利委员会就发出警告：在今后的某一天，黄河可能还会发生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
旦发生，黄河无论向北还是向南溃决，都会造成损失数百亿元的毁灭性灾难，都将
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它甚么时候会落下来。
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
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
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几千年
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
肆虐，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
己流到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
大出血。
（毛泽东坐在邙山头上眺望黄河。）
当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据说，
他当时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
山河的话，却唯独对黄河说得很少，很谨慎。他年过七十的时候，还想徙步策马去
探黄河源头。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
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
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
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
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圣人
出，黄河清”。。。
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
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
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
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
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明垂青史。
黄河从大禹脚下流到我们这里，仿佛只打了一个盹儿，而人世间已阅尽数千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同黄河泛滥进行了数不清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我们终于靠
著两条大堤，把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带泥沙一块送进大海。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
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殊不知道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之剩
下了观赏的价值，运河也早以被截断，惟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因
此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
日久天长的泥沙堆积，不断涨高河床，不断溃堤改道，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断
把它重新约束到大堤之中，这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便成为中国人对付黄
河的位唯一手段。
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河床平
均每年抬高二□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米。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
次加高加宽大堤，它保证了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
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
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
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
我们将怎样抵御未来的洪水？黄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澜无事，给中国
人铸成了一种麻痹心理，人们仿佛快要把它那狰狞的面孔遗忘了，这种心态，也许
就像大兴安岭忽然烧起大火来，人们才想起，噢，那里原来有一片森林。
但学者专家们却忘不了可怕的黄河，哪怕黄河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
忧虑，有的乐观，有的怀疑，治黄大计始终众说纷纭。的确，黄河是一门非常复杂
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无可选择
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说子孙万代做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历
史和未来在今天撕裂著我们。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如同人类向大
自然索取了什么，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么。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
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
那挟持著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
吗？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下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就会发想，破裂的欧洲本土，众国林
立，就像一条”杂乱拼缝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独在东方的
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虽然时不时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结起来，
相比之下，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乃至成吉思汉的蒙古大帝国，
都不过是慢慢长夜中的一道闪电。
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两千多年？这个“大
一统”之谜，使中外学者在惊愕中绞尽脑汁。马克思曾经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之
上的社会结构，形像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口袋里，却是彼此分离
的。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
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虽然，就在这大一统的奇
迹里，在一种烂熟文明的灿烂外表之下，在一种绝对供奉皇帝，圣人，老人，祖宗
牌位的缭饶紫烟之中，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著，这种情形，非常像
那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
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
在眼前了。
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著
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著下一次溃决。我们为
什么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
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主宰了我们两千年。而今，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早已
成为历史文物。 庞大的儒家官僚网也灰飞烟灭了，但是，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
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社会震荡的恶梦还让人记忆犹新。 更不可忽视的是，官僚
主义，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
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著
危机。
也许，就像人们对不断增高的大堤深表忧虑一样，永远的超稳定，不也颇令人
忧虑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
(演播室。 学者谈中国社会结构)
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
在的无终止的对话。 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
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
来代替动荡。 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
来。
就在那座比黄河河床还要低九米的开封城里，历史曾经演出过大起大落的无限
繁荣与无比灾难，然而，对今天来说，或许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人物的故事，
比铁塔和相国寺还要更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
这位黑脸包公，八百年来盛名不衰。 尽管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苦难人民的一
种无可奈何的虚幻偶像，但今天开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包公祠
来。四方游人络绎不绝，难道仅仅是为了旅游吗？"青天"观念在中国民间的久久不
肯泯灭，说明了什么呢？
人民更不会忘记，就在离包公祠不太远的一栋旧银行里，发生过文革动乱中最
黑暗的一幕。 在这间阴森森的黑屋子里，亲自主持制定过宪法和党章的共和国主
席，被秘密囚禁，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天。死的时候，他那满头白发足足
有一尺长。 。 。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
。 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
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 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 如果中
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
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
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
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啊。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
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
后也曾经动乱不已。 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我们会遭
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代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
再忧患!
第六集 蔚蓝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
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著整个宇宙
，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
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
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
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
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
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
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
上就活跃著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
把人类从陆地上有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著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
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
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
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
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
漾著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
游和沿海地区了。 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
深处的蒙胧声音。
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
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
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
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
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
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
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
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
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
刻就无影无踪了。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
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著雅典的海上权
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
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
载著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
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迦利列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
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
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
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
级的口号和原则。 资本主义转动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
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甚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
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
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
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著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
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
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
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
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
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
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
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
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
度说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
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
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
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
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
位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
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
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
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
了退回儒家的归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
在继续著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 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
"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
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
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
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
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
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
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
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
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 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
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
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这是一个象征。 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
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
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
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
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
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
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
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乾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
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
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
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 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
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蒙胧
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
却随著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
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
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 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
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著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
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
巨龙。这一历史壮举，比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著一种
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
慎。”
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
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
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 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
人们仍然心有余悸。 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
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
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
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
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
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 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
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
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
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
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
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演播室。 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
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
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
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
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著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
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
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
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
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
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
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
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
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
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
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
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
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
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