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在南粤（Cantonia）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这个政权发动了真正的消灭地主的斗争。在那里，大约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鼓掌。有人在座位上喊道：「少了，还要多一些。」）在这个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经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最后，我们现在还看到整个广东，特别是在广州周围，已经形成非常紧张的局势。”（ 布哈林：《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 —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2月13日），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5页）
“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 — — 实际上是专政 — — 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五万的居民从这两个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个取销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益匪浅，而害怕地主阶级复辟。
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恐怖」。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 — — 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八块，另一些人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 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第354–356页）
共青团员陈绍民回忆，他“回县述职第二天晚上，在卧室内和同学谈论此次夺取政权的经过，正谈得入神的时候，忽传来一阵嚎啕痛哭的声音，原来大队长（吴振民）在审问梅陇的恶霸地主，用大木棍打他。还清晰地听到吴大队长这样地骂了一句：「好痛吗？」他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就是如此。第二天晚上，我们的同学郑俊民等三人奉命押解受审的几个地主到火车头枪决。一个很肥胖的地主吓得走不动了，给拉着走去。一会儿几个同学完成任务回来了，大伙正想宽衣上床，忽然，我看郑俊民同志的背上带有一块白肥肉，我心里怀疑，半夜三更，这小块肥肉是从那里来的？就问他说：「你的背上那块小肥肉是怎么来的？」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要食其肉，寝其皮，今晚带回这一小块，让你们尝一尝用农民的血汗养的那些地主老爷肥腻腻的白肉是怎么样的味道。」这句话，逗引了卧室里的同学哄堂大笑。” （陈绍民：《大革命时期的海丰农民自卫军》，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