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注释：
1、奥别多菲尔是马思陪在法国的第5位音乐老师，教小提琴。在马思聪写的《童年追想曲》中认为：是奥别多菲尔让自己在技术方面及表情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承认自己的所得直接或间接都由他所赐。而第6位音乐老师是毕能蓬，也是马思聪在法国的最后一位老师，教他作曲。在1942年《新音乐》的第5卷第1期中这样说：‘没有他，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成熟、不完整的歧途上，或者要浪费很大的气力与精神去寻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蓬先生不只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58、61、64、82页。
2、《思乡曲》是马思聪1937年在中央大学时期创作的，它奠定了马思聪作为一代作曲家在中国音乐界的地位。《思乡曲》出自马思聪的《内蒙组曲》，其曲由三首组成，分别是《史诗》《思乡曲》《塞外舞曲》。——《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05、112页。
3、1939年10日，马思聪在重庆认识了李凌，而李凌是负责统战工作的，受命于周恩来。1940年后，李凌与马思聪走很近，关系最为密切，按李凌的话说是‘革命战友’（当香港地下党创办的‘中华音乐学院’院长、拒绝司徒步雷登的去美国任教的邀请、拒绝 《剿共宣言》上的签字，以及从香港北上，马思聪是有他个人的政治野心的）。——《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第42、43页。
4、1949年7月，马思聪出席第一次文代会。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12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音乐学院正式命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任命马思聪为院长，吕骥、贺绿汀为副院长。1949年11月上旬，出访苏联，出席十月革命纪念庆典，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理事。1951年，作为新中国音乐代表团团长，领队去捷克，参加‘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1953年4月，参加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任第一总分团副团长。1956年3月，出访波兰，担任第九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评委。1957年11月，赴苏联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1958年3月，第3次出访苏联，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评委会副主席（《马思聪最后二十年》中第70页，时间为1963年春，而《马思聪年谱》《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均为1958年3月，维基百科等资讯显示‘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始于1958年，因此，1963年春应该属于当事人的记忆错误。对于这次的去苏联，马瑞雪道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莫斯科举行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会，指定要父亲去当评审会的副主席。当时国内有关部门把信扣压下来，和苏联方面争执了一个月，等父亲收到邀请信时，离比赛会只剩上一个礼拜。结果，父亲在莫斯科受到隆重地欢迎。——《马思聪最后二十年》第70页）1964年12月，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69、170、172、173、440、441、442页，《马思聪年谱》第90、93、95、117、119、134页，《马思聪最后二十年》第64、70页。
5、1957年秋，马思聪进入内定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周恩来知道了，从‘内定’名单圈去了马思聪的名字。——《马思聪年谱》第114页。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级别是‘高教一级’，每个月的工资是360元，3年所谓的‘自然灾害’其间，每月学校又给他补助了200元的工资，自然灾害过去了，补助依然没有取消，一直发到文革初期。——《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67页。1985年3月10日，马思聪与妻子在写给李凌、金帆的信中说：我们是直到读了文件才知道我原来是‘叛国投敌’（详见15注释）。真想不到一介书生，满脑子音符的人，竟然会得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称呼。——《马思聪蒙难记》第294页、《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353页、《马思聪年谱》第189页、《马思聪》第110页。
6、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取消了对台胞和东南亚侨胞广播而用的开始曲——《思乡曲》，取而代之的是《东方红》。——《马思聪》第83页、《马思聪年谱》第137页。
7、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公开露面，发表了著名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个人所不遭受的一切不平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的程度是17年所没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毁灭中国的文明。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各处流荡，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出走了……
记得是去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那一天，我的一个学生例外地没有带小提琴来到我家里，他说往后再也不能继续跟我学习下去了。原因是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别人批评了他有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他再也没有勇气拉小提琴了。
过了一些日子，新运动的进展就愈来愈清楚了。炮火对准着一些电影，针对着一部分历史学家和作家。这些人被指责为‘借古讽今’。每天晚上的电视节目，除了无休无止地重播这个或那个类似‘犯罪’的故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这些‘犯罪’后来都相继自杀了）。
说实话，我当时倒也并不感到害怕。有一位朋友也对我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讲过错话，你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想，我的唯一的‘过错’，只是拿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薪水，虽然我实际上并不在那儿上班。从1950年起，我被任命为这所学校有名无实的领导人，事实上学校的一切实权是在副院长手里。平时，我教几个学生拉小提琴，其中也包括我的儿子如龙。有时我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举行一些音乐会。从1963年以后，西方音乐几乎完全被禁止了，我从此就和妻子女儿们差不多一直待在家里，偶而作一些曲子。
在去年5月，我对于即将展开的新运动还没有丝毫的概念，甚至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也意识不到，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但是，由于过去经常出现紧张的日子，比如在1951、1957年，对于这一切我已经逐渐适应了，也是不得不适应呵！
到了6月初，有人来告诉我，学校已经有人对我贴大字报。一位朋友劝我，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最好先主动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马瑞雪也赞同他的忠告。我自忖，除了自己缺乏进取心之外，没什么可以认错的。最后，由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个申明，大意是这样：我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没承认任何具体的‘罪状’，但我仍表示愿意接受改造。我买了三张黄纸，把声明抄成大字报，标题是《我的决心》。抄好后，我把它带到学校里去了。
那时，红卫兵还未问世。但是那些自称‘革命师生’的人已经给学校的工作带来了混乱，而学校的一切，事实上还是由一位副校长操持。当我带了大字报来到学校的时候，他竟不许我贴出来。我怀疑，他是打算利用我来转移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怎样打算，都与他的主观意愿相反。因为到了第二天，他就被停职反省了，他仍摆脱不了大字报对他的进攻。接替他的，是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海军军官。几天后，姓王的又失宠，他也犯了错误，因为他企图派警察来制止两派‘革命学生’组织的纠纷和冲突。
当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跑来，要我跟他到他们学校去。到了那儿，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围住了，他们正在对我写的一个音乐作品嚷嚷些什么。这是我写的关于一位英雄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一首悲歌。他为全县人民的利益而死去了。他成为了每个党员的学习榜样。以往，我有时为了避免一些不愉快，也写一些这种类似的作品。不过，对于焦裕禄，我确实是为了赞美他而写这首悲歌。周围的少年很恼怒：‘你为什么写出这么哀伤的曲子？你不配为焦裕禄谱曲！’
后来他们把我押送回家，并送我一捆大字报，命令我张贴在家里并一一阅读，而我却把这些大字报统统塞进了贮藏室里去了。几天后，学校打电话叫我。我一进学校，立即陷入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他们疯狂地喊着：‘打倒资产阶级臭权威！’每喊一句口号之后，接着就有人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有一个小伙了竟然意外地高喊‘马思聪万岁！’这显然是他喊失口了，招致所有的人都朝他扑过去。不知谁朝我投来了一个书包，可是没打着我。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觉得一切都在梦幻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荒谬而可笑。
发生上述事件不久，我们17个人被叫到学校，并通知说：‘送你们去改造和学习。’我们这些人当中除了教授之外，也有学院的行政干部，其中包括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沨（自1956起，赵沨接替吕骥担任这一职务），许多人是党员。当我见到赵沨时，他好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样子。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这个学院，原来是共产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方。现在，这个学院就某种意义上讲，变成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知名人士的集中营。在那里，我们遇到各样各式的人物，如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以及艺术院校、电影院校的教授，总共约五百人。与我们同住一间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小提琴家。
从6月中旬到8月初，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50多天。日子过得既枯燥又乏味。但幸运的是对我们还不算太过份。我们按军事化编成小队，在军官的看管下，以小队为单位一起读文件进行讨论。在空余时间里，让我们写大字报。有写自己的，写别人的，也有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叫做‘走资派。’
一天，我们听说了一条非同小可的新闻：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周扬垮台了，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在过去几年中，周扬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许多方面他都起重要作用。比如，使一些西方音乐作品得以在中国演出，便是周扬作出的努力。在中国，除了1962年很短的一段时间除外，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被禁止，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作曲家的作品也被禁止。只有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和其他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能够演出。到1963年以后，西方音乐则全部被禁止了。
文化部为此专门派人来给我们讲关于周扬的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说，周扬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宣传家，其实，周扬是中国文艺界的头号‘走资派’。此外，又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群反动分子暗藏武器包围了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当时，尽管我们星期日还可以回家，但是对院外的消息和事情是非常闭塞的。
有一天傍晚，开来了几辆其它院校和部队的卡车，有一辆写着‘黑帮专用’字样的卡车，装走了电影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的全部人员。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也被押上卡车，送回中央音乐学院。这是8月3日的事。当卡车刚开进学院大门，就可以看见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我们被推下卡车。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根，就有人把一桶浆糊倒在我的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接着又把写着‘牛鬼蛇神’的纸做的高帽子戴到了我的头上，并在我的颈脖上挂上了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吸血鬼’三个字。然后，他们又给我们每人一只搪瓷面盆作为‘丧钟’，让我们拿着一根小棒，一面走一面敲打。我看见赵沨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了肥大的羊皮袄（为的是骂他是‘披着羊皮的的狼’），当时是北京最炎热的8月里，气温不下于38摄氏度，差点让人昏死过去。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那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高呼着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我认出人群中有几我的的学生，他们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拼命骂我们。那些被认为罪大恶极的黑帮，排第一排。而那些罪行较轻的牛鬼蛇神，站在后排。后排里有一九五八年参加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莱本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臼了，使他再也不能演奏。
过后，我们被带到学校后头的一排低萎的小房子，那里以前是琴房。我被投进一个小间，里面只放着一张床，有一面墙几乎全是玻璃镜子。因此，在任何时候，只要看守起来，就可以看见我的一举一动。他们宣称，我们是畜生，把我们像牲口似的任人观看。另一面墙上，用红色颜料写着‘打倒吸血鬼’‘谁不老实碰烂他的狗头！’琴房的门上写着‘黑窝’。
每天我们六点起床，学习毛主席著作或报纸社论。早饭后，从八点起，一直劳动到中午。我们所从事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劳动——整理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石头，或者是把破烂从这幢楼搬到另一幢楼。每天下午和晚上，要写自我检查。检查里几乎重复着这些句子：‘我们是赵沨资产阶级黑干将’、‘对我们的斗争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每天，我们要把这些书面的检查写好，交给我们的看守。
另外，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唱》，歌词是这样的：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老老实实。
如果我不老实，
就把我砸烂砸碎！
最使我可怕的是对我们所进行的人身折磨，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了，就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叫我们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好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的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把床翻了一身，把床单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抓住我的被子，使劲往屋顶上扔，并大叫‘这是革命行动’。
有时，红卫兵命令我们面墙而立，一直到他们下命令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候，他们竟把我们忘了，我们只好一动不动地久久地站在那里。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们在烈日下低头，站在那里烤灼。
有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在砰砰砰砰地敲门，接着闯进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
‘起来！’他们命令道。
我连忙从床上跳起来，那个小伙子就开始用皮带抽打我，那个姑娘则狠狠打我耳光，朝我脸上吐痰。比起赵沨来，我还算好一点，赵沨被打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这一切发生在八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正是红卫兵在北京猖獗到极点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件。在一个中学里，学生把所有的老师都打得半死。
这种闻所未闻的恐怖行动，迫使我的家属逃离北京。出走前，我的家属把我一些未发表的文章和十四部大型作品的手稿，偷偷地移放到我的朋友家中，并且在一个小店变卖了剩下的家什……
——《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5、16、198-205、284页。
8、9、马思聪的二女儿马瑞雪在《马思聪蒙记》中的记述。——《马思聪蒙记》第2、50页。这本书是马瑞雪1967年5月到8月间，在美国《生活》记者的鼓励下写的。——《马思聪蒙记》第6页。《马思聪蒙记》原名叫《黎明之前》，中国大陆出版改名《马思聪蒙难记》。针对这本书，叶永烈在书的最后——《说明》中讲到：‘因为书是在1967年于海外写成的，书中有些字句、有些内容不甚适合今日大陆的情况，征得马瑞雪女士的同意，我对全书作了若干删节。’至于删除了些什么？除叶永烈先生与作者等少数人，其他人就无从知道了。——《马思聪蒙记》第297页。
10、马思聪的自述——《我为什么逃出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的情节（详见7注释）。——《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204、205页。
11、12、13、文革中，与马思聪一起受难的赵沨、章彦、刘诗昆的回忆。——《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208、209页。
14、马思聪的二女儿马瑞雪，回忆1966年底与母亲逃离北京时的情景。——《马思聪蒙难记》第28页。另外马瑞雪记录下了两则更荒唐的故事，马瑞雪根据四姨爹及小毛的讲话记录下来的，附录于此：1、我们厂里那个19岁的小郭也捉起来啦！他一直是顶积极的团员，结果有一次喊口号喊错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她喊成了‘打倒共产主义’。本来是一时错误，但是，既然错，就一定有原因，这次把她算成坏分子。厂里的高帽都准备好，明天开始准备游街。——《马思聪蒙难记》第33页。2、‘我们公司斗一个副主任’，好得不能再好的四姨爹说，‘这个40岁的副主任一点罪也没有，就是平常喜欢烫头发。我们公司太小，找不到坏人，只好把她捉起来，斗争会已经开过了。今天晚上就要她游街，明天早晨还游。公司里的革命群众轮流值班。’——《马思聪蒙难记》第34页。
15、1967年5月，大陆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定名‘002号案件’，马思聪的亡命天涯被定性为‘叛国投敌’。——《马思聪最后二十年》第100页。1968年1月18日，‘002号专案组’上报《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结案报告》，同时附上《关于马思聪叛国投敌情况的报告》，经康生、谢富治圈阅，定马思聪为‘叛国投敌分子’，从此，马思聪的亲属多人被监禁，马思聪的音乐作品被查禁。——《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444页、《马思聪年谱》第142页。‘我不能告诉大家，是谁帮助我出走的，假如我那样做的话，许多人的生命将受到威胁（《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新疆版第211、212页）’——这是马思聪面对记者讲的良心话。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了马思聪：（文革中，或多或少帮助过马思聪及家人的亲戚、朋友，倍受牵连）1967年6月27日，在马思聪落难之际援助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被捕，关押于北京半步桥监狱——被定为‘要犯’，被捕4年多中风才获得‘监外就医’，出来后一直瘫卧在床，于1978年含冤去逝；北京倪景山大夫被逮捕法办——关了8年；孙大夫、黄鼎臣先生受到审问；上海的陈太太受到传讯，马国亮受到审查，广州的龙惠、黄舒波被逮捕入狱，丹灶的‘老野村’‘虾公’都被拘捕；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刚也因携助马思聪出逃而被捕，长兄王恒也被捕，判处5年徒刑——罪名是‘出谋献策、知情不报、畏罪潜逃’。1970年10月，造反派借口‘备战’要‘疏散人口’为由，逼着王恒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迁往江西接壤的平远县农村。刚到平远县没几天，11月3日，母亲黄静谦（马思聪的岳母）却去逝了。王恒5年刑满之后又被改劳改6年。长兄马思齐一家也受到株连，夫妻双双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管3年、监督劳动；长女马迪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审查，在惊恐之中心脏猝发，惨死于上海公安局拘留所；次子马宇亮，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12年徒刑；小儿子马宇明，不过初中生，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9年徒刑。马思荪被拘捕审查。1968年7月11日，二哥马思武无端也受到牵连，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跳楼而死。1971年，周恩来对第一次代表美国政府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基辛格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别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然而难过归难过，对于马思聪政治上的平反是13年后才开始的。1984年12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作出《对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的平反结论意见》；1984年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平反的意见》；1985年1月15日，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告》。政治上虽然平反了，然而过去的，在马思聪及家人的心里，没有真正地过去。直到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于美国费城，生前没有再上踏共和国的疆土一步，台湾除外。——《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新疆版第11、289、290、291、445、447、448、360、页。
参考资料：
1、《马思聪年谱》，张静慰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2、《马思聪》，陈夏、鲁大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马思聪蒙难记》，马瑞雪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马思聪最后二十年》，麦子、马瑞雪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叶永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爱国的‘叛国者’ ——马思聪传》，叶永烈著，人民文学出版守望，1990年版
7、《中国现代名人蒙冤录——文苑的悲歌》，石翔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李凌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