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艺
从练箭到练心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神射手曾经名满天下，如今却不敌韩国，曾执掌国家队二十余年的总教头反思：其实并不在于我们没学好新功夫，而在于把老功夫丢掉了。
曾为武艺之首的传统射艺如今似已成为踪迹难觅的“遗技”。
令人震骇的“射箭机器”
1989年，瑞士洛桑。
韩国女选手金水宁在女子60米射箭比赛中射出一支略微偏上的10环。这原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她却面无表情地摇摇头，在起射线上把弓弦从弓上卸了下来，顺时针方向拧了几圈。弓弦再次安上后，接下来的2支箭就像一场自动表演，在场的西方记者这样描述：“像长了眼睛似的，箭箭直直飞向靶心！”那一年金水宁18岁，已是世界女子射坛第一高手。赛后她解释说，在发射第一支箭的时候，她根据弓弦发出的声音做出判断，不是瞄准需要校正，而只是弓弦稍微松了一点儿
在韩国，令世人震骇的射手不止金水宁一人。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韩国射箭队在女子团体和个人两个项目上就很少失过手。而翻开射箭世界记录，将近20个单项里，除了一个意大利人外，韩国人的名字几乎占满了整个记录榜，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射手的名字远远甩在后面。
今人对于弓，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已很少有人真正见到过弓，对于现代射箭赛场上使用的弓箭更是知之者甚少。就连在亚洲赛场上拿过冠军的北京小伙蔡硕，也难以忘记5年前他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弓时的惊讶：“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东西？”
国际箭坛送给金水宁一个令人惧怕的名号：“射箭机器”。这不仅说明她的射术像机器一样精准，还反映了她对射箭器材的控制和掌握已达到人莫能及的地步。实际上，作为人手和人眼的延伸，源于西方的现代弓箭已被添加上大量的技术性装置，使得弓箭本身就成为了一部精密咬合的“机器”：增加了支撑箭簇用的箭台；装上了有导轨和标尺的瞄准器；发明了一旦射手将弓拉到最合适位置时便会发出声响的“定位片”；甚至在弓上还出现了横七竖八、长短不一的“铁棍”—这是“防震器”，作用是增加弓体重量以吸收箭射出时引起的震动，保证箭能平稳射出。对金水宁来说，她的心、眼、手与外在的弓箭装置已经合为一体，很难说究竟是谁驾驭了谁。用蔡硕的说法，“人加弓就等于一把枪。”
这种不断追求和提高弓箭的技术含量的做法与古老、高雅的中国传统射艺相去甚远。然而，尽管有着更为悠久而灿烂的射史，中国队在今天的箭术较量中不敌韩国却已成事实。传统和现代，这个冲突的命题再次在射箭场的较量上体现出来，这是否真的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落败？
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必须被提及。1959年之前，中国每年的全运会上都还设有传统射箭项目，弓是中国弓，比赛规则也是中国的，那时各民族神射手云集，只是没有机会和他国对手一决高下。1959年后，为了获得同台竞技的“对等”机会，中国传统体育向着源于西方的竞技体育全面转向，射箭亦在其列：弓不再是演进了数千年的传统弓，比赛规则也发生了变化。自那以后，中国传统射箭才逐渐走向式微—但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而是经过了一个能量的“暂留期”。
正是在这个“暂留期”里，中国射手们迅速适应了新的器材和规则，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回合较量中绽放出短暂而夺目的光亮：从1960年到1965年的6年内，年轻的中国射箭队员先后29次打破世界纪录。在有前苏联及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参加的第一届“新兴运动会”上，中国射箭女队拿下了女子团体冠军，李淑兰和徐开才这对后来的箭坛侠侣双双获得女子30米双轮和男子90米双轮冠军，李还破了世界记录—而当时韩国的射箭水平还“根本没法与我们相比”。在后来成为国家射箭队总教头的徐开才看来，这并非“转向”的胜利，而是“传统”的胜利。
“射”字字形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的悠久射史，随着唐文化东传，中、日、韩三国的射箭实际上都属于亚洲传统射艺体系，但在今天射箭运动的发展上却有着不同的表现。重视技术的韩国队采用假想观众席进行训练，称雄国际赛场，而日本人则更热衷于在弓道馆操练内心修养。
冷兵器时代的武绝技
如果将传统比做根，那么传统射箭这个根在中国不仅历史古老，而且根系庞大、旁支众多，其入地之深和覆盖之广，远非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所能及。
“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在中国古代，射艺作为一门地位崇高的武艺，和剑术、拳法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武技的精华。即使在今天，下面这些神射手的名字仍令人过目不忘，充满英雄般的传奇色彩：论力量，有还在未冠时就能“挽弓三百斤”的岳飞；论距离，有一箭射出深入石丛中的汉代飞将军李广；论精准，更有春秋时“百步穿杨”的楚人养由基，以及通过学射柳叶和门前吊虱而名扬天下的神射手纪昌。
历史上，汉时的匈奴、南北朝时的鲜卑，宋元时的蒙古以及清朝的女真后裔，无一不以骑射为立族之本。其中将射艺运用得最淋漓尽致、令全世界叹服的要算蒙古人。成吉思汗就曾规定，每个兵士必须携带下列武器：弓二至三张（其中至少有一张好弓），三个装满箭的大箭筒。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射手每分钟可以射出十支箭。蒙古骑兵西征时，遇到欧洲重甲骑兵集团冲锋，先是在远距离用强弓射杀，以尽可能杀伤敌人和破坏阵形。等距离靠近再换用飞行速度更快的箭射杀敌人。然后依靠自己快速的行动再次拉开和对方的距离，接着又是新一轮的箭雨。如此往复，等到蒙古骑兵挥动马刀开始冲锋的时候，欧洲的骑士已经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了。
随着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业文明的不断交融，尤其战国时赵武灵王首倡“胡服骑射”后，中原的习射之风就不断被强化。不仅军中的神射手总能出其不意灭杀敌方主将，大量射手群体更可在同一时间内远距离大面积地杀伤敌方有生力量。鉴于弓箭在冷兵器中的威力，“控弦之士”的数量和质量成为衡量军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战争队列也往往是“左骑，右步，中列强弓劲弩”。
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射箭在民间的盛行。据载，北宋时长城脚下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个，参加的人员有三万多，连大文豪苏东坡都曾为弓箭社的发展多次向朝廷进言。在国防事业贫弱的宋朝，弓箭社虽产生自保家卫国的需要，却已具有了今日专业射箭运动员组织的一些基本特征。而政府定期组织的围猎活动和民间投壶游戏的流行，更反映出“尚射”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在弓、剑和拳三者之中，作为人身体器官的延伸，弓箭走得最远。但在较量中，其结果却是滞后的。兵家之祖孙子曾以弓矢之法形容战争，在《兵情》一章中他说，“若欲知兵之情，弩矢之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这句话精妙地点明了弓（弩）、箭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见的较量是在于射出的箭，最初的较量却发生在拉弓的那一刻，而真正本质的较量却是在弓后面的那个人，他的眼、手和心。可以说，人的作用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杜甫《前出塞》
源于西周的“射礼”被孔孟赋予了更多的哲学内涵，从军事武技扩展为社会教化手段。射手的着装要求统一，出场时要有序和礼让，每个姿态和动作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连现场奏乐也并非为助雅兴，而是实现“乐”的境界的提升。供图/香港历史博物馆
靶为志，心为箭
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不仅材料形制不同、射法不同，在射箭的过程中，带给人的感受也不同。在徐开才老师家里，我第一次见到满墙悬挂的传统弓，有中国的、蒙古的、日韩的，也有欧洲国家匈牙利和英国的。我问徐老师，拉传统弓射箭时究竟是什么感觉，“拉开，瞄准，把弓弦一放，然后看着箭飞出去？？”徐老师笑着摇头。突然要他找出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好像还真是挺为难的。最后他说，“射箭，就像打太极。”他补充说，“传统射箭是一种文化，注重的是过程。现代射箭是一种体育，注重的是结果。我现在射箭时，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
与讲究团队配合的足球相比，射箭的确更像一个完全个人化的项目，既不需要配合，也不需要对抗。而相比需要爆发力的跑步，抑或需要灵敏性的乒乓，射箭则更强调控制力。尤其是传统射箭。现代弓箭更多突出了器材的精确性，而传统弓箭虽然射法简单，却对人的内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射出高分，关键在于每一支箭从举弓、开弓到最后放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保证完全一致，只有一致的动作才能带来一致的分数—而这显然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心态。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有个地方曾颁布“习射令”，宣布：“人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以射箭的结果来断定官司输赢，这种做法虽然不足取，但射箭对人的心理素质水平的反映可见一斑。也许正因如此，从西周开始就产生了“射礼”，具有严格而复杂的仪式流程，从皇亲国戚到普通百姓都须躬行，不得逾越。春秋时，孔孟更是将“射礼”传统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融合进了儒家的礼乐教化体系，射箭成为春秋“六艺”之一，其文化内涵得到充分彰显。
据《周礼》记载，在“射礼”的整个流程中，第一番射是不计成绩的，只要求外表和体态合乎要求；第二番射才属于正式的比赛，射中箭靶才能计算成绩，称为“主皮”；而从第三番射开始，射手不仅要容、体合于礼，要射中箭靶，而且射姿还要与乐节相配合，要按照音乐的节奏发射，以体现射手的深层修养。孟子说，“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还说，“射以观德”。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在练箭，而是在练心。
何谓“练心”？最经典的例子当属战国神射手纪昌，据说他百步穿杨的功夫独步天下，精准到可以射穿吊在屋檐下的小虱子，力量大到可以射穿柔韧的柳叶。然而年轻时只想成为天下第一神射手的他，经过无数次拜师学艺，当其箭法已经无人能够超越后，纪昌自己却连他曾经用过的弓长什么模样都不记得了。他说，“有为”是为了“不为”，“射”是为了“不射”。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纪昌学箭的故事，后来传到日本。
两千多年后，当多数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个著名神射手，日本人却来到中国，以一本讲述纪昌故事的日本小说为底本，将这个故事告诉了中国人。他们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制作了一部动画片《不射之射》。在这部动画片里，中国人主要担任中文配音和音乐，而编剧、导演，甚至人物造型几乎全由日本人担纲完成。
这并不奇怪。在日本，就如“茶道”“棋道”一样，中国传统射艺传到日本后，也被日本人发展成了一种道，即“弓道”，并成为一门高深的个人修行的学问。凡称得上弓道大师的人，在社会上都备受尊崇，极为荣耀。按照“弓道”的观点，射手最终瞄准的并不是靶，而是他自己。射手要做的就是在瞄准的一刹那，射中他自己。从社会人格的教化，到对自我人格的明察，这不正与孔孟的思想一脉相承吗？从“武”到“礼”，再到“心”，射箭这门古老的技艺不仅超越了军事，而且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超越了儒家和禅学的界限，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一个射箭爱好者在网络上曾这样写下他的练箭心得：
以前，看过圣严老和尚谈“活在当下”的道理。老和尚说“做着这个，又想着下面那个，当然急了。因为你的心根本没有放在你正在做的事上，这样子很可能连手边的事都做不好！”而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拉放，也只是为了体会那个节奏感，那个弓满则放的过程，“只求好好的、实实在在地活在当下的这一秒钟，不担心下一秒钟会怎么样”，圣严老和尚说的是生活，我听的却是射箭。其实，生活和射箭，当你明白了“无企图”的道理，本就是异曲同工的事。
中国古代虽然出现了多种射艺学说和门派，但没有一种所谓“正统”的射箭方法。上图为《射史八卷》中描绘明朝军队和武科举考试的标准射箭姿势。传统弓弓体虽然简单，但一些常用护具和配件也必不可少，下图为用于盛放箭簇的箭囊和弓套，以及为防止放弦时弄伤拇指而佩戴的护具“扳指”。
其至，尔力也；
其中，非尔力也。
— 《孟子·万章下》
发而不中，反求诸己。
— 《孟子·公孙丑》
徐开才，山东人，原国家射箭队总教练。他说，“我现在射箭时，享受的就是过程。”对他而言，射箭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断裂”与“接轨”
1996年，刚从国家射箭队总教练任上退下来的徐开才到香港出席一个会议，一个高鼻梁、戴眼镜、斯斯文文的英国人请他吃饭，他的身份是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中文名字叫谢肃方。谢的故乡正是现代射箭运动起源地的英国，他却对亚洲的传统射艺情有独钟，对中国传统“射学”更是倾注了大量心力进行研究，已经出了好几本专著。在他的大力倡导和促成下，香港不仅成功举办了亚洲射箭展览，还开设了“弓箭坊”，并引入到中小学的体育课程当中。席间，谢肃方谈了中国式射箭，很多内容都出乎了徐的意料。
徐开才教练大为惊讶：一个英国人怎么对中国射箭“啥都懂”？他感到“很吃惊”，又有点心有不甘：怎么自己做了二十多年国家射箭队总教练，连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射箭传统和文化竟然都不如他清楚？回到北京后，徐开才开始认认真真地钻研起中国式射箭来。惊叹之余，他不禁感叹，中国传统射艺的境界如此深邃、高远，却未能得以传承光大，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回过头来看，他甚至觉得，其实中国射箭运动的发展“后来走了不少弯路”，“如果早三十年领悟这些，我执教的训练路子不会是这样。”
徐开才是新中国第一批射箭运动员。1958年，济南军区征调运动员备战1959年的第二届全军运动会。徐开才因为个头高大、结实，会打篮球，因此被选送到军区。当时还有排球、举重等几个运动项目可供选择。但射箭项目因为几乎没有人会，而无人问津。徐开才记得当时有个领导见他身体素质不错，领悟能力强，扔下了一句话，“你来射箭吧！”
就这样，徐开才开始了与射箭运动的不解之缘。对于这门仿佛离他很近，却又很远的技艺，他感到“新鲜”，以前只在故事中常常听说。枪倒是摸过，可弓却连见都没见到过，更没想到过自己竟然可以亲手操练。那一年，他们一行几个人到济南市里走街串巷，目的是寻找一个白胡子老头拜师学艺。据说这个神秘的老头儿是个传统弓好手，“他懂射箭”。这情景颇像传说中的纪昌学箭。
当时的中国，正在努力恢复在各个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在这一大环境下，射箭运动也迅速向国际靠拢。一年后，等徐开才和他的队友真正参加全军运动会时，中国却已经采用国际箭联的通用规则，比赛用弓也全部换成了质地和制作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弓的国际弓。徐开才至今记得，当时第一批进口弓是从瑞典买回来的，全是用高强度玻璃钢做成。
游戏规则上的“妥协”，意味着加入射箭的国际俱乐部成为了“可能”。这对梦想着在世界上一展身手的中国射箭运动员来说当然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只不过付出的代价之一却是国内对传统弓箭和射艺的逐步直至完全放弃。而实际上，中国射箭队真正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已经是二十年后的事。因为没过多久，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对于这段历史，徐开才讳莫如深，叹气之余，并没有说得更多。只知道在“破四旧”时，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弓箭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相比1959年的规则改变，“这一次的打击更大。”
这以后，民族传统弓箭逐渐销声匿迹。曾经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式射箭，沦落为一种过时了的、不为大多数国人所了解的“遗事”。在北京，偌大一个城市，如今只有香山脚下的团城演武厅区区几百平方米的地方可以接触到传统射艺的妙处。对传统弓箭的势微，武学大家马明达、马廉祯父子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1959年中国引入国际箭联规则时工作过于匆忙草率，对传统射箭没有做任何保护。“是应该深自反省和检讨了”，马廉祯说。
徐开才比马明达大一岁，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两人神交已久，却一直未曾谋面。其实早在徐开才在解放军队射箭的时候，就听说过马明达，那时马也在北京。他们一个在射箭队，一个在击剑队。后来，一个成了教练，一个做了教授。在对1959年那段历史的看法上，他们有共识，也有分歧。马老是完全反对。他儿子马廉祯的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观点，“在民族传统体育上，我们对珍贵的射箭遗产弃置不理，而热衷于建构一个莫名其妙的‘竞技武术’体系，一冷一热，一显一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徐开才因为亲身经历了从运动员到教练的过程，置身其中，对于这段历史的感情则更为复杂。
谈起那一段历史，徐老神色凝重，“当时很自然地就走过去了”，他说，出于“对祖国的荣誉感”，这种做法“可以理解，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丢掉中国传统射箭实在太可惜了”。在这样的信念笼罩之下，“传统”实际上是被多数人遗忘了的。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 后来走了不少弯路”，“如果早三十年领悟这些，我执教的训练路子不会是这样。” —徐开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提倡尚武精神，号召习练“国术”，射箭是其中重要内容。图为武汉的“骑射会”成员身着长衫和中山装在练习传统射艺。
青海尖扎县的射箭运动非常普及，经常举行各种射箭比赛，藏族同胞使起带有滑轮装置的现代复合弓来，也个个是把好手。摄影/张海东
传统射箭不仅对人的能力要求更高，而且其在民间的发展将成为现代射箭的人才“蓄水池”，两个不同体系完全可以实现很好的结合。
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展起了民间射箭运动，多采用现代射具，将休闲和运动健身结合。图为奥运前夕的一次群众射箭体验活动。
“中国射”复兴的秘密
练心和练技，孰难孰易？答案不言自明。一个掌握了“不射之射”要领的射手，若已做到收发由心，再去适应一套新规则，控制一套新装备又有何难？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射手在国际赛场上的傲人成绩便是明证。
反观邻国，日本的例子也许过于极端，那种完全沉遁到个人内心世界中去的做法，虽然保持了传统，却导致在国际竞技场上无所作为。韩国的成功则可堪借鉴。他们尽管注重对新技术和新器材的掌握，其自身的传统射箭却并没有丢弃，反而发扬光大，成为其驰骋国际射箭赛场上的庞大人才储备库，就像一座巨大的“蓄水池”。
无论在韩国还是日本，射箭馆数量之多都远非中国能比。在那里经常可以看见孔子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等名句，被日韩射手奉为经典高悬在他们的弓术馆中心，令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中国人心境复杂。在韩国，民间传统射箭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国际射箭赛场上的高水平发挥并行不悖，这一后来居上的事实充分说明，两种完全不同的射箭体系在实际中完全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没有必要为了迎合一个体系而丢弃自己的传统。
然而在中国，情形却很不乐观。在新疆察县，这个锡伯族自治县曾经被誉为“中国箭乡”，其先民自古善射，清初被乾隆从东北选派入疆屯垦戍边。这批锡伯族八旗军民的后裔中有诸多射箭好手，在平定伊犁回部战役中为清军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据《中华弓箭文化》作者锋晖了解，如今的察县目前仅剩几把清代老弓箭。而他知道的察县传统射手也只有两人。
2007年，徐开才从北京来到千里之外的青海，一个叫尖扎的小县城。已经卸下射箭队总教练头衔十多年的他，第一次看到这样令人惊奇的景象：每个村都有支射箭队；每家每户的墙上都挂着一张弓；在著名的猎人村里，几乎每一名勇武的男子腰上都别着箭囊。徐开才感到“震撼”。
尖扎是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在这里的藏族农家，射箭出奇地融入生产、生活和信仰中去。人们甚至用夸张的手法，把木箭扩展成巨型的“五彩神箭”，安插在高高的“拉则”上，举行各种民俗仪式。勇力善射者，则被当地群众视为英雄。从去年开始，在这里举行的“五彩射箭杯”中国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更成为一项全国性赛事。据了解，这里的射箭传统之所以得以保存下来，一是因为位置偏远，另一重要原因是文革期间当地的寺庙进行了很好地保护。
诚然，这只是在极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无法吸引多数城市年轻人的兴趣，传统射箭运动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边缘化的状态。那么在城市，是否年轻人真的不再可能喜欢射箭这项已经成为“遗技”的运动了呢？
蔡硕中学时候做过体育报的小记者，一次去工人体育场采访时，他头一回看到射箭，第一眼就被这个运动的魅力征服了。“很酷”，他回忆起5年前第一次摸到现代弓时的感觉。国内第一家射箭俱乐部“东方巨龙”当年就设在工体，现在搬到了安贞华联北边一座写字楼的顶层，它的对面则是一处健身会所。
其实，射箭也可以很时尚。自从去年应团城演武厅邀请在那里举办传统射箭讲座后，徐开才多次向他们提到“休闲射箭”的概念。他还介绍，在韩国，射箭运动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高尔夫，也总是选择在绿草如茵的最好场地。
在中国，飞镖和保龄球这些类似射箭的纯西方运动在越来越多的休闲场所扎根。其中保龄球的场地和射箭极其类似，也是有目标靶位，有标准赛道，有投射器具。从操作上讲不同的只是，球的运行轨道在地面，而箭的运行轨道在空中，不小心的初学者可能把箭射到旁边的靶子上去。当然，这完全可以通过加高隔离解决。另外，箭射出后需要人去拔出来，不过这完全可以让射箭者自己解决，或者通过控制局数和每局的箭数，因为一张箭靶子上完全可以同时插上很多支箭，而不必像保龄球一样，每发一次就得重新摆球。
在“东方巨龙”，我们并没有看到加高的隔离措施。大概这里的玩家都已有了一定基础的缘故，那种把箭射到别人靶子上去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而在赛道旁边搁弓的地方，我们不仅见到了那些结构精密复杂的现代弓，还见到了不带附加装置的传统弓。据经理介绍，这些弓都是爱好者们自己带来的，其中能使传统弓的一定是好手，因为“只有高手才敢玩传统弓”。
这再一次印证了传统射艺与现代射箭的迥异。掌握传统射艺的确是需要达到了一定境界才行的，远、准、稳，同样缺一不可。由于没有器械的辅助，没有瞄准器，也没有搭箭用的箭台，瞄得准不准，完全靠眼睛；箭发得稳不稳，完全靠手指的拿捏；射得远不远，靠的是人身体的力量。
在2001年北京举行的世界射箭锦标赛上，国际箭联主席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射箭运动发展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将射箭运动尽可能地引入学校体育课堂；第二，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教练，指导民间射箭运动的开展。
这两个药方可以说切中要害。中国射箭运动落后于韩国的根本原因不在器材是否先进，甚至也不在训练方法是否科学上，而在于民间开展得远远不够。根若不深，何来叶茂？在韩国，喜爱射箭的人有几十万，在日本，也有十几万。而在人口是日韩数倍的中国，却不到几万人，只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有屈指可数的射箭俱乐部。这并非因为多数人不感兴趣，没有市场。而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再就是专业器材太贵。
一把符合国际标准的复合弓，其价格往往在万元以上，远非普通练习者所能承受。而在极少数尚存的民间手工艺人那里，不仅制作工艺的说法各有不同，而且其价格和供应数量根本达不到普及的要求。真正的传统弓制造技艺复杂，制作一把需要8种材料、8道流程和120道工序，因为要四季取材，制作出一把传统弓箭至少要一年多的时间。即使拿现代弓箭来代替传统弓箭开展射箭活动，普通人家也很难承受，因为一把弓箭就要一万多元钱。锋晖等人参考以前的资料做了很长时间的试验，在北京手艺人的帮助下，终于用现代材料玻璃钢做出了一把传统弓箭，其费用降低了10倍，价格总算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了。
在团城演武厅，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弓箭。而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加这项运动，他们正打算学习韩国“休闲射箭”的做法。准备在那片空荡荡只有几处箭靶的土场地上，加设一个大的顶棚。在棚里设置观看的座位，摆上茶座，可以边品茶边观射，轮到自己了再上去露两手。说白了，射箭这项运动就是一项有益身心的古老游戏，玩得快乐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能不能领悟其中的妙处，能领悟到几成，那就要看快乐之外各自的造化了。
“弓道，一生一射，用射箭的态度对待人生。姿势要端正，要用心、全神贯注，射以观德，不仅是射箭之道，更是人生之道。”徐开才说，“如果让我现在去射箭，我可能会射不准。但我比以前更能体会到射箭的精神和乐趣。”射箭，已成为他人生中的一部分，帮助他更乐观地面对生活，保持一颗年轻而充满智慧的心。这才是复兴中国式射箭的真谛所在。
现代复合弓亚洲冠军蔡硕在古老的团城演武厅拉弓欲射。中国射箭运动的出路究竟在何方？答案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