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有了倫理責任，肯定活得不輕鬆。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大概也是如此。我這麼一個老人總想和年輕人在一起，就是要豎起耳朵，聽聽這些後來人怎麼說我。這位年輕教授對我說，60年了，我們國家還沒有出現完整意義上的選民，我們党也沒有出現權利完整的黨員，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來容許其他人發揮政治作用的制度，這些是不是您個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為他通過我的孩子轉給我他寫的一篇短文，他說他不為了發表，只是希望能在黨內流傳，一起討論。文章說的是“黨章”上的那麼多權利為什麼落不到實處，為什麼落不到實處卻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來談了很多次，還是要從基本事實說起。從建黨的時候起，我們黨就說自己代表了農工，1949年以後，又說代表了幾萬萬中國人民，到建國60年的現在，還是這麼來講。大家同時還看到，60年了，並沒有嚴肅嚴謹的政治程式來賦予那種代表權，選舉的、非選舉的，都沒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長經常來看我，我總是對他們講，你們的職位是需要選舉才能得到的，要憑自己的本事來當選，不要老是寄希望於人大代表團中黨組織的幕後作用。靠這種作用選上，臉要紅的，對有選舉權的黨員用黨紀約束統一貫徹黨的決定，這就是“議會中的黨員活動”，應該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況下，這就變成了壓制不同意見的優勢，哪裡有像共產黨這樣大的黨團呢？這不是平等競爭的機制，60年來都是如此，沒有變，很難說這樣的程式是嚴肅的、嚴謹的。依照現在的選舉法，這沒有違法之處，卻是違背政治倫理的，等於一家政黨掌控了選舉機器，民意要真正表達，就是一件難事了。這是誰都看得見的。
黨校這位教授告訴我，60年來，共產黨應對各種危機，比如政治動盪、內部紛爭、輿論壓力、人事不正常變動，已經有了許多很定型的處置辦法了，人才也聚積了不少。有這麼大的優勢，為什麼還沒有打算搞平等的黨際競爭呢？我說，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總覺得競爭選舉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現在還有人說，在中國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條件不成熟；說中國農民多，素質不高，中國沒有民主傳統，這都是劣勢。可是，當這些劣勢轉變為優勢了，共產黨組織的優勢可能就沒有了，到那時候，就又有理由不開放民主選舉了。這政治倫理上的死結，什麼時候能徹底解開？60年已經過去了，還要再等幾十年？
建國60年了，應該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去。這個國家國民的意願到底是什麼？應該通過什麼樣的辦法來表達真正的民意？這個問題，蘇聯沒有搞明白，69年就亡國亡黨了，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憑我幾十年的政治閱歷，我敢說，表達民意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礎設施”，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標準。我總能收到許多老百姓寫來的信，我就讓秘書挑一些讓我看看，多年來都是這麼做的。去年，接到山東一位農民的信，他問我：你們北京的領導到底知道不知道我們在想什麼、想要什麼？我就想起60年代困難時期，毛主席他老人家號召我們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我下到農村，走了兩個月，匯總起來報告給毛主席黨中央一大堆問題，其中就有這個問題。40年過去了，這個問題還是讓老百姓又問出來了。老百姓從我們的廣播電視、報紙上找不到答案，就又問到我們頭上來了。
當然，民意本身是很複雜的，有各種各樣的人，就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關鍵是，我們黨是不是正視了民意，又在用什麼樣的制度來保證民意能獲得充分的、真實的表達。現在電視上報導了老百姓想致富想發展、想生活得好一些。這是一個進步，因為以前不讓公開這麼講。這不讓講的責任，由誰來負？現在老百姓老想發財致富嗎？他們想參與更多的社會政治事務，想要有更多的權利，更多的發展機會。這些為什麼不讓公開講？這不讓講的責任，又由誰來負？60年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在民意處理上的失誤，是我們共產黨最大的失誤，這是要寫進史書的。90年代初那幾年，有不少簽名信、萬言書、公開信，我說過多少次，不要大驚小怪，不要亂查封殺，人家有話說，就讓他說出來，有什麼忍受不了的。我的話就是沒有人聽。一位管思想宣傳的領導跑到我那裡說，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說守土有責，我是管這個的，不管就是失責。你看看，這就是他的責任觀念，就是不對民意負責。
讓我特別痛心的是，有許多人還把對民意的引導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挾持民意為“人質”，來抵制對改革的正當要求，抵制對一些錯誤決策的修正。這造成很嚴重的後果，更是違反政治倫理的。90年代末的時候，一些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給中央寫信，要求禁止一些學者發表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們認為，這些研究修正了過去的一些定論，讓他們感情上受不了。這是民意吧，可這是什麼樣的民意呢？這些老同志到底瞭解那場戰爭多少？那些專家則不過是到前蘇聯那裡查了剛剛公開的檔案，做了學術上的研究。這有什麼錯？有一個學者寫信給我喊屈叫冤，我給有關領導轉了他的信，最後還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腦袋裡的定論到底從哪裡來的？還不是從外面灌輸給他們的。要用事實來糾正他們的一些老觀念，就說不行，就說要照顧老同志們的感情，就說“黨史無小事”，這是什麼政治邏輯？
60年了，許多應該變而且可以變的東西，在這樣的邏輯下，就變成了不能變、不可變的東西，要樹立起基本的政治倫理，還有許多障礙要克服。
第一條，60年了，我們黨把國家的治亂要系於一身，過去那麼多年的折騰，沒有不起因於我們黨自身的折騰的。這讓我痛心，我們黨的折騰殃及了國家，殃及了老百姓。這麼多年了，我們告訴老百姓說，這個國家沒有共產黨的話，就會大亂的，老百姓真是怕折騰怕到極點了，他們對穩定的盼望，就成了我們黨再單獨執政下去的“民意”，這一迴圈什麼時候能夠打破呢？
第二條，涉及到怎麼樣讓老百姓認清歷史、認清現實，就是要認清一些基本事實。60年來，我們說得最多的一段話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換來了紅色江山”。這是關於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為了新中國，死了數千萬人，這是基本事實。還有一個事實是，他們是為什麼犧牲的？他們前仆後繼，為的是當時我們中國共產黨設立的目標和理想，現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時共產黨設立了什麼具體目標？我知道，90年時，出過一本書，書名叫《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很快被查封了。我讓秘書找了一本來看看，用了一個週末的兩天，全部看完了。我還找了一些專門研究那段歷史的專家來問了情況。他們告訴我，這本書裡收集的，全部是我們黨在30，40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沒有一份是偽造的。當時，我們党向全中國人民做了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那時，國民黨不搞民主，不給自由，也沒有能力讓國家真正獨立，才有共產黨肩負那些承諾來取而代之。這些承諾的確吸引了無數志士仁人。那些犧牲的人就屬於這部分人。其實，那些承諾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修改掉了。我看到過一份文獻研究室送來的原稿與修改稿，當時讓我心裡震動很大。現在，我能公開說出20多年前我腦袋裡就產生的疑問，這麼個修改法，那幾千萬人不是白白犧牲了嗎？那是白紙黑字，確實推翻了當年我們黨的承諾。說輕了，這是不尊重歷史，本質上，這就是違反政治倫理，這就等於是把我們黨執政掌權的基礎建在沙灘上，這能牢固嗎？歷史總會把真相還給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總要知道的。
1991年的時候，有專家給中央寫出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報告，說是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毀掉了蘇共，毀掉了蘇聯。我在這個結論下是劃了大大問號的。照我看，不是公開性搞錯了，而是搞遲了。在許多事情上，我們有一些人總是把經驗當教訓，把教訓當經驗，這不改是絕對不行的。建國60年了，還有多少事情沒有向老百姓說清楚，80年起草《決議》時，許多同志提出了許多疑問，後來都被一句“粗線條”打發過去了。這個原則在今天還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來作為掩蓋真相、推卸歷史責任的擋箭牌，讓我們黨的改革更加艱難。去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一些當事人就那個歷史轉折的真相做了一點披露，但還是被設置了許多規矩，以致 “活人諱”、“聖人諱”成了一種習慣，難改。
那一年我到廣東視察，就有一些當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證了我以前的一些道聼塗説。這一事件的內幕，我們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報紙上看到。在處理“四人幫”過程中，黨的秘密情報機關起到了特殊作用，難以說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帥要利用自己的親屬與情報機關作溝通打招呼。這一事實被隱瞞了整整32年。誰承擔這種隱瞞的責任？一個執政黨的領導人運用親屬、情報機關、軍隊的力量來解決黨內糾紛，這種“下不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為例了嗎？周總理在建國之初就告誡過李克農同志，情報機關不要捲入黨內鬥爭，他的告誡防止了我們黨內的那些不規範行為了嗎？60年了，執政黨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說清楚，至少也應該先向幾千萬黨內同志講清楚，在讚揚那些為國家進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貢獻的人的同時，也應該明確地否定他們所使用的手段，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倫理。現在，還沒有聽到這種否定。一個執政黨執政了60年還不注意這一點，要執政能力有什麼用？沒有政治倫理為基礎的執政能力，會變成什麼樣的能力，我想，大家會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
我們黨執政60年了，開始說到了決策科學化，開始說到了權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麼樣？看來不說到政治倫理不行，光說到還不行，還要有辦法、有制度來落實這種倫理。毛主席在沒有建國的時候，就提出了“為人民服務”，這是最高的政治倫理目標，可是怎麼為人民服務，他老人家沒有回答好這個問題。這“服務”不知比“執政為民”要謙卑、要誠懇多少倍，但做得怎麼樣呢？我的結論是，光有“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的宗旨，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這一宗旨也還是要有政治倫理作基礎的。有一個姓康的年輕學者前幾年提出第三種合法性來源，說是一個政黨只要發誓為老百姓服務，就有了執政的合法性，我看，這種看法是不成熟的，對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關心國家發展前途的人，都會想到怎麼樣推進政治民主的問題，我們的老百姓、社會團體對國家政治生活既表達不了獨立的看法，又參與不了實際政治過程，又監督不了執政黨，人微言輕，這種“三不”狀態總不能這樣延續下去吧，不能總是一成不變地講話如儀、視察如儀、批示如儀吧。要多想想執政黨對國家、對老百姓、對歷史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
我這麼老了，說了這麼多。有些年輕人會罵我，在位的時候怎麼不說，怎麼不做！這種責駡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觀環境、客觀因素來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分歷史責任。說了那麼多政治倫理，我本人就要好好養成那種政治倫理。1980年起草《決議》的時候，小平同志說，他最有資格來評價毛主席的政治品質。可他卻認為，這種評價應該讓後人去做。這麼一來，難題就留下了。如果後人既沒有小平同志那種資格，又不講基本的政治倫理，這事情又要賴給後後人了。總要有人出來講話的，我算是其中的一個吧。
（此稿由四次談話整理而成，經談話人審定。標題為整理者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