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美国与盟友之间不存在充分的“政治信任”。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与丹麦国防情报局合作，有目的地接入丹麦互联网以获取数据，从而能够监听目标国家高层官员，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现任德国总统、当时担任德国外长的施泰因迈尔，当时的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以及法国、瑞典、挪威等国领导人。最新曝光的丑闻再次暴露了美国我行我素持续监听欧洲盟友以维护自身利益的霸权主义心态。这将令美欧修复关系的努力面临新挑战，“美国优先”政策给跨大西洋关系留下的深深裂痕将愈加难以弥合。没有永远的朋友（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二是美国情报监督机制不完善，难以形成统一标准。“棱镜门冶事件”,反映了情报机构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折射出情报监督机制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情报监督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个人对于情报监督机制不信任,互联网时代情报监督的困境,情报活动的“保密性冶和监督机制的“公开性冶的矛盾和个人隐私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
00001. 三是美国情报活动泛化，正在失去有效制约。美国情报体系是由政府内设的16个独立情报机构组成的联合组织，这些独立机构进行各类情报活动，以支持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推动情报活动的扩张，而国会由于议事规则方面的“缺陷”，监督功能走向弱化，尽管行政监督权有所集中，但行政官僚依然难以有效监督具有特殊功能与使命的情报部门。现实中，无论是美国的内政还是外交，情报力量及其所采取的“秘密行动”在国内介入党派政治、治安维护、司法裁决、国土安全甚至是打击经济犯罪、维护药品食品安全、反毒等领域；在国外则反映为密集的监听、监视、各类“楔子战略”和隐蔽行动等。美国情报部门构成极其复杂，拥有充足的活动经费和全球性的社会资本网络，先进的技侦手段，配合着美国政府的公开行动。随着国内国外局势的复杂化，美国情报机构逐渐积累了一些“不受监督”的权力。为了控制权力、获取利益和影响决策，情报机构往往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权。这通常会表现为操纵情报收集、夸大对象的“威胁性”，如此工作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00002. 四是美国的情报活动加剧国内党派冲突。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痛定思痛，努力促成情报部门的优化，他们对之前庞大繁杂的政府体系作出了反思。美国一年的安全预算拨款虽然听上去很多，但对于极其庞大复杂的任务而言，这是并不足够的。有人的地方有政治。当各个情报部门为了自己的运行申请资金的时候，所属的管理部门会运用自己的职权来尽力争取。每个情报部门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所以本身繁杂的情报机构并不能在政府整改中快速迅速地变得简明。相反，一次又一次地整改意图甚至加重了机构之间的敌意、嫉妒和摩擦。
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访问欧洲之际，美国被曝曾在丹麦帮助下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政要，这是其作为全球头号“黑客帝国”的又一最新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