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敏著《史學方法》中,提到史料之性質有五:


其一,非有意而存在,故喪失多而留存少。

個人以為不盡其然,若今有一領導者,必然知道自己所下之重大決定將留諸史冊,史料並非有意存在之結論,不能下死。

其二,非一定質,一定量,一定形式。

史料的產生需要史家來認定,不同史家認定之史料範圍便有可能不同,故言非一定質、量、形式。

其三,殘破而永無完整,存者一鱗半爪,史料遺留,萬不存一,從來無有完備。

殘破永無完整……從來無有完備一言更是言過其實,此端看研究對象及範圍而定。又,隨著科技進步,史料保存益有進步,要完整保存史料,已非不可能。

其四,散亂楺雜,需要整理。

史料經史家認定之後,因所需不同、認定亦不同,自然需要史家進行整理。

其五,不確定,其年代、地域及史料所有者均不能確定,甚至用途亦很難確定。

史料不一定不確定,可能年代、地域、所有者均未失傳,用途則端視史家如何看待而定。


讀王爾敏《史學方法》記。

史家之任務不外乎選擇當代重要史事,並以正確研究方法將事實進行重組,而使之成為有系統的史實……史家的任務是了解過去,進而了解過去是如何形成現在。

讀王爾敏《史學方法》記。
章學誠曾謂:「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史為古王官之學,孔子研究此種檔案而求出其中義理,後世推尊孔子及其所研習,崇其名曰「經」。經自史出,史則為官學,故經學即史學也。余英時析章氏意旨謂要注意章氏所云「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三代學術之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蓋史當為先王施政教之基礎,並非純為史料之意也。

讀王爾敏《史學方法》記。
中國之最早之保存資料、消息之形式為口傳,而後至所謂「結繩記事」乃可視為最早之文獻形式。而有文字後,乃將為字書於單片之「竹簡」上,編簡而成冊,置之高閣藏之即為「典」,後又產生形制內容俱已失傳之「坆典」。迄今能確知之上古史籍則為「書」,古時史為官名,而書才是如今史書之謂。書後出編年史、國別史,「春秋」、「國語」,而又有所謂志、承、表、記……近代史籍總稱「歷史」一詞,經學者考證結果,當始見於《南齊書‧魚腹侯子響傳》。

又,古有史籍《世本》者,著作體制分帝系、世家、傳、譜、氏姓、居篇、作篇等類,並為司馬遷所援引,蓋《世本》實為紀傳體之濫觴也。

讀王爾敏《史學方法》記。

周置五史,當是史官制度發展至一具規模、完備的境界之時;五史體制既完備,而廣攬一國之政治。柳治徵輯錄大致之職掌如下:

「又太史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又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又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又內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又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讀王爾敏《史學方法》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