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職三變

王爾敏《史學方法》提到史職三變(二變)，有引三家之言，而其中以李宗侗《中國史學史》之說最易於理解：「史之初義為史官，而其職權凡三變。總全國一切之教權政權，最初之職務也。蓋最古教權與政權原不分，史既掌管一切天人之際的事務，則總理一切政權教權，亦極合理。後漸演變，因政權與教權分離，天人之際屬於教權範圍，故史官職權縮小，只包括天人之際的事務及其記載而不能參與政權，此第二階段也。只以著國史為事，此第三階段。而按魏應麒《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官之建置與職守，觀其宏綱，又可分為二：唐以前、唐以後。

綜上所述，中國史官之職守由於國家漸趨於繁雜，而分工亦趨精細，而職權自然也隨之縮小。

又，以上或許可與朱希祖之名實考辯對照：朱希祖有謂「西周以前，無成家之歷史，魏晉以前，無歷史之專官。」《史記》為私人著述，太史之署更非國家修史之所；即謂無官修之史。而「蘭台東觀，為圖籍秘書之所；令史掌奏及印工文書，蓋後漢之時，尚無歷史官專職也。」而以迄魏晉。

讀王爾敏《史學方法》記。(明確兩漢史官之詳細職權，待補)

史職

中國學術，以史為百川之大宗，古有所謂瞽史，當是史職之起源。瞽，盲者也。盲者講古之事，中西皆有實例；古無文字記載，盲者較無外務干擾，能專心蒐集流傳故事、記憶、傳誦，自然漸漸形成一種專職；《國語‧周語》記載「瞽獻典，史獻書」顯見瞽史已制度化，這對中國歷史而言實為一重大成就。史職之制度化、實因國家政治漸趨於繁複，文獻檔案漸多，又為君王施治依據，漸不可缺；乃需要專職分工之史職產生，而有系統之史職制度，便因此而逐漸確立。

史官原始本掌秘書之任，而後事務漸趨繁雜，遂漸多分職。 卜、巫、祝、宗、筮、占夢、天象等皆史官掌之，「史」則為其總稱。後世發展，終以人事活動為主要職責，自秘書入手，而進至制作冊命詔令、掌理國典檔案……等，漸為治國理民之助手。而自漢代以後，史職逐漸簡化為趨於著作一途，後唐代至清末設史館，史官集體著史，而後終進於近代。

讀王爾敏《史學方法》記。

史字形義眾說紛紜

自清末吳大澂首開以古代器物(地下遺物)證史之新法以來，關於史字形義，眾說紛紜。有從右持中之說、從右執簡冊說、從右持鑽說、載筆執簡說、從右持筆說、從右執筆置口前說……等等。近代各家考證方法、切入點各有不同，王爾敏認為：「並無一家可以被視為較他人優越，更沒有權力使他人必然接受。」由於年代久遠，也無史料可確切證明，自然也只能從中自行挑選較為合理的說法。

讀王爾敏《史學方法》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