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那一天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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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行业，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成功的一家公司。该公司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拥有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瑞银（UBS）以及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Temasek）等诸多投资方。但光看其北京总部办公室，你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到这些的。
这家公司位于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一座靠近中国传统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里。在大厦的大堂里找不到该公司的标识牌。只有来到大楼第12层，看到门内一块小小的牌子上用中文写着“新天域成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你才会意识到这就是它那简朴的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奢华的办公室，因为它拥有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温云松（Winston Wen）。这位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business school）的MBA，行事低调，长相酷似其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温云松和新天域是新一代更为强势的“太子党”（中共高干子弟）中的领军人物。这些太子党在中国本土迅猛发展的私募股权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私募股权交易总额高达3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此类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但业内人士表示，潜在市场规模要大得多。
据业内人士透露，太子党的权势，正使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够“硬”的参与者们受到排挤。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基金可以为经济现代化，以及为资本匮乏、但前景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发挥重要作用。但唯有整个行业以一种专业、充满竞争的方式运行时，这些益处才能成为现实。1 F+ i! b; T5 l! d9 w
其次，一些当权者担心，太子党在私募业的主导地位，会加剧公众对中共高层内裙带之风和治理不善的不满。在一个缺乏民主体制下民选机制的不透明的威权体制内，这种担忧很难被驱散。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不久前进行的一次在线民意调查显示，91%的被调查者相信，所有富有家族都有着政治背景。
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官员子女及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李金华因在1998至2008年间担任高级反腐官员而广受尊崇。他在采访中表示，“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可以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许多精英人士的子女都在西方接受过教育，过去15年中，他们当中很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这些公司希望借此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赢得国有企业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承销权。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清楚，聘请党内高层的亲属担任顾问或雇员，有助于冲破官僚体制的阻挠和地方利益集团的阻力。
但现如今，这些机构和投资者都在竞相投资于那些一度为自己打工的太子党们创设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行，但现在经济实力已发生了转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表示。“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现在我说了算，手头什么单子都有——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分到大头'。”
私募行业着名的太子党包括李瑞环之子李振智（George Li）。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 Lynch）和瑞银（UBS）。李瑞环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2003年间担任中国高层领导人。据知情人士透露，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辞去了诺华制药（Novartis）中国区总裁一职，开始涉足私募业。
据银行家和私募股权投资者称，Wilson Feng是党内官方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根据媒体报道和知情人士透露，他于两年前离开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有关系的基金。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香港上市的承销权，Wilson Feng起到了关键作用。工行上市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
私募股权领域其他太子党成员包括李长春之女李彤（Li Tong）。李长春是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之一，主管宣传和媒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李彤目前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旗下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集中在媒体行业。毕业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之子Jeffrey Zeng，也创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现在是中国金融业的关键时刻，”北京一家外资银行的主管说道，“但我们非常担心，外国人及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正在被太子党和其他背景深厚、试图主宰（中国私募）市场的人关在门外。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本土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但对批准成立基金卡得很严，投资需要在无数的政府机构中打通关节。邀请高层领导人的亲属加入管理层，可以帮助那些初创的基金克服这些障碍。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太子党利用父辈的政治资本来牟取个人利益；在以血腥军事镇压告终的天安门事件中，这个话题就部分导致了公众的愤懑情绪。但北京政界的内部人士指出，有两个人为野心勃勃的新一代太子党起到了表率作用，加深了公众心目中的一种观念，即金钱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前任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对许多外国投资者而言都不陌生。他们都曾就职于一些大型西方企业，或与之成立过合资公司。他们的父亲引导中国完成了过去二十年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市场化改革，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朱云来拥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气象学博士学位。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于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并精心策划了对中金公司（CICC）实质上的收购——摩根斯坦利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约34%的股份。
江绵恒拥有费城德雷克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初回到上海后，外国投资者对他大献殷勤，将他视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合资伙伴。目前，他控制着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Shanghai Alliance Investment Limited），这是一家运营上与私募基金非常类似的政府投资公司。
随着父辈自2003年起先后卸任，江绵恒和朱云来的影响力已有所减弱。但是，作为技术专家出身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子女，他们为最新一代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一位与很多太子党家庭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士评价称：“这两位确实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一些‘红色家庭’治理这个国家是为了牟取私利。他们的行为给年轻一代开了绿灯，刺激他们走出来大胆赚钱，毫不顾及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表示，就管理技能或财务纪律而言，把外国人和其它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太子党独霸私募股权行业，不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对于太子党来说，私募股权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你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在IPO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表示。“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赚钱之道，人人都愿意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人人都心甘情愿这样做，以期博得高层领导人的好感。”
与数位私募业的太子党关系紧密的人士表示，这些高干子女们常常感到自己是逆向歧视的受害者，因为无论自己怎样聪明、或如何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靠的是裙带关系。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私募业一些重要的掌权人士虽然的确从家庭关系中受惠，但是凭自身的资质也堪当其职。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之子刘乐飞。刘乐飞曾担任国企中国人寿（China Life Insurance）的首席投资官，管理着1万亿元人民币（合1470亿美元）的资金，现已接任国有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Citic Private Equity Funds Management）董事长。
《金融时报》无法与文中一些当事人或其公司取得联系，而联系到的那些人也拒绝置评。
由于担心会激起公众的不满和对裙带关系的指责，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私生活和生意往来的信息，往往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管辖范围——这项定义模糊而覆盖面广泛的法案常常被用于迫使批评中共政权的人噤声。甚至连领导人亲属的存在通常都需要严格保密。在中国，通过互联网搜索太子党及其活动，往往受到屏蔽。
大多数太子党都生活在北京各处门禁森严的豪华社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拥有度假别墅。他们的配偶几乎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北京，一些更年轻、相对不那么谨慎的太子党可以从他们的座驾上被识别出来，他们开着挂军队或武警牌照的豪华跑车，这些牌照可以让他们无视交通规则，也不会被警察拦下。
但太子党自身也面临着两难境地。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或高调，即使从未受到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具体指控，也有可能损及他们大权在握的父辈们的政治命运。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见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通过私募行业来瓜分中国部分经济，牺牲者不仅有外国投资者，还包括与中共创始人有着直接血脉关系的上几代太子党。
但是，随着2012年又一次领导层大规模更迭的临近，中共党内存在的不为外界知晓的权力斗争必将进一步升级。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更为强势的年轻一代太子党的私募股权活动，可能会被政敌用作攻击其父辈的武器。
就拿温云松来说，“你肯定会猜想，如果自己的儿子在充满各种诱惑的金融部门处于如此显赫的地位，温家宝会不会因此受到某种胁迫，”史宗翰表示。“要是有人想对温云松出点阴招儿呢？
来源：FT中文网
这家公司位于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一座靠近中国传统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里。在大厦的大堂里找不到该公司的标识牌。只有来到大楼第12层，看到门内一块小小的牌子上用中文写着“新天域成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你才会意识到这就是它那简朴的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奢华的办公室，因为它拥有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温云松（Winston Wen）。这位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business school）的MBA，行事低调，长相酷似其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温云松和新天域是新一代更为强势的“太子党”（中共高干子弟）中的领军人物。这些太子党在中国本土迅猛发展的私募股权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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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业内人士透露，太子党的权势，正使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够“硬”的参与者们受到排挤。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基金可以为经济现代化，以及为资本匮乏、但前景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发挥重要作用。但唯有整个行业以一种专业、充满竞争的方式运行时，这些益处才能成为现实。1 F+ i! b; T5 l! d9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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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官员子女及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李金华因在1998至2008年间担任高级反腐官员而广受尊崇。他在采访中表示，“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可以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许多精英人士的子女都在西方接受过教育，过去15年中，他们当中很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这些公司希望借此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赢得国有企业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承销权。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清楚，聘请党内高层的亲属担任顾问或雇员，有助于冲破官僚体制的阻挠和地方利益集团的阻力。
但现如今，这些机构和投资者都在竞相投资于那些一度为自己打工的太子党们创设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行，但现在经济实力已发生了转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表示。“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现在我说了算，手头什么单子都有——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分到大头'。”
私募行业着名的太子党包括李瑞环之子李振智（George Li）。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 Lynch）和瑞银（UBS）。李瑞环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2003年间担任中国高层领导人。据知情人士透露，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辞去了诺华制药（Novartis）中国区总裁一职，开始涉足私募业。
据银行家和私募股权投资者称，Wilson Feng是党内官方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根据媒体报道和知情人士透露，他于两年前离开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有关系的基金。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香港上市的承销权，Wilson Feng起到了关键作用。工行上市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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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对许多外国投资者而言都不陌生。他们都曾就职于一些大型西方企业，或与之成立过合资公司。他们的父亲引导中国完成了过去二十年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市场化改革，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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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表示，就管理技能或财务纪律而言，把外国人和其它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太子党独霸私募股权行业，不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对于太子党来说，私募股权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你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在IPO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表示。“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赚钱之道，人人都愿意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人人都心甘情愿这样做，以期博得高层领导人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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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无法与文中一些当事人或其公司取得联系，而联系到的那些人也拒绝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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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子党自身也面临着两难境地。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或高调，即使从未受到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具体指控，也有可能损及他们大权在握的父辈们的政治命运。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见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通过私募行业来瓜分中国部分经济，牺牲者不仅有外国投资者，还包括与中共创始人有着直接血脉关系的上几代太子党。
但是，随着2012年又一次领导层大规模更迭的临近，中共党内存在的不为外界知晓的权力斗争必将进一步升级。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更为强势的年轻一代太子党的私募股权活动，可能会被政敌用作攻击其父辈的武器。
就拿温云松来说，“你肯定会猜想，如果自己的儿子在充满各种诱惑的金融部门处于如此显赫的地位，温家宝会不会因此受到某种胁迫，”史宗翰表示。“要是有人想对温云松出点阴招儿呢？
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