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在負責單位黨員發展檔案審查時，發現家庭成分徹底談出了政治生活。我對家庭成分的記憶零亂得日漸模糊，但不願讓那些沉重的記憶碎片隨風飄揚。
我家是下中農，“貧下中農”包括我們，但小時候，我很仰慕貧農家的孩子，想過自己家也是貧農多好啊。我母親講過一個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兩個叔伯舅舅：一個勤勞，會過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錢了就買地，結果稀裏糊塗地成了富農，後代在村裏抬不起頭；另一個原來生活富足，他不知怎么迷上了賭錢，活兒不願幹，挺會吃點喝點的享受，連房架都賭了出去，最後歪打正著，劃了個“貧農”皆大歡喜，後者的慶幸把偶然淹沒了。
我知道，滿城說全縣有“兩個半”地主，那是事實，村裏的富農和影視、小說裏劉文彩他們差十萬八千裏。那時人們稱富農是土財主，土財主對長工態度粗暴者有之，但也有一部分是屬於精於打算的幹活能手。我在小學上台批判的那個王姓富農，其實他是村裏人公認的好漢，幹活是帶頭兒的，長工、短工們沒有一個比得上他，但吃飯的時候他往往是後吃，絕對不是吃小灶；他的兒子皆為躉了點化肥，就成了“投機倒把”。我們生產小隊當年種穀，公認一個富農扶耬走得穩、行得直、種子勻，直到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他還沒有帶出一個肯學且有悟性的徒弟。
我們這個家族有兩個富農，“當年”也是本村的大家戶了，多年作為大隊部後來建成學校又廢棄的房院，也是他們的家業。他們呢，解放後反住在極狹窄的地方。聽說，他們也受到過綁票的驚嚇，最後花錢買平安了。在村裏，成分好的，根子硬、路子廣，推薦上大學、去當合同工、當代課老師甚至當電工；成分不好的，好事當然八竿子也輪不著的。本家一個富農子弟的叔伯哥，對不讓他加入民兵很自卑。那時民兵過癮呀，經常組織打靶訓練，有步槍，有半自動，真槍實彈啊。晚上，民兵也集合演練，一個青年加入那個行列也是不低的政治待遇。
這還是小事，他們哥五個，大的、二的、三的都該娶妻生子，且他們有一個已長大的妹妹，與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住三間西房，他們不得不自己選擇地方借宿。我小時候注意過他們家有一張發黃的獎狀，據說那次參加勞動的學生都發了這樣的證明，那是牆壁上與像鏡唯一陪襯的驕傲。那時上學，富農子弟成眾矢之的，他們從小受歧視，在不公正面前往往忍氣吞聲。“文革”後期的某一天，鄰村同樣是出身富農的表叔，找我父親商量著買個南方媳婦，我父親說可以試試呀。媳婦來了，模樣可以，和現在的放鷹不一樣的，人家也不挑剔房子多少、院子寬窄、年齡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