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几十年过去，世界波澜不惊；有时短短几周的时间里，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
—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提到俄罗斯，我会联想到专注该国历史研究的两位作家的生动描述：
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约翰·伯克龙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沙俄史和苏联史，在其所著斯大林传第一卷“Stalin：Paradoxes of Power”的开篇中写道——
(左边是斯大林传第一卷，中文译为《斯大林传：权力的悖论》，右边是斯大林传第二卷，中文译为《斯大林传：等待希特勒》）
俄罗斯的双头鹰的巢穴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国家都要大。这个王国不仅包括圣彼得堡的宫殿和莫斯科的金顶，还包括讲波兰语和意第绪语的威尔诺和华沙、德国建立的波罗的海港口里加和雷瓦尔、波斯语和突厥语的绿洲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帖木儿墓地所在地），以及太平洋附近萨哈林岛的阿伊努人。“俄罗斯”涵盖了肥沃的乌克兰的大瀑布和哥萨克定居点，以及西伯利亚的沼泽地和捕猎之地。它获得了北极和多瑙河、蒙古高原和德国的边界。高加索屏障也被突破和折叠，将俄罗斯带入黑海和里海，并使其与伊朗和奥斯曼帝国接壤。俄罗斯帝国就像一个宗教万花筒，有大量的东正教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旧信徒祈祷所、天主教大教堂、亚美尼亚使徒教堂、佛教寺庙和萨满图腾。帝国广阔的领土成为商人的天堂，草原上的奴隶市场和后来伏尔加河流域的十字路口集市就是其缩影。奥斯曼帝国横跨三大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而二十世纪初的一些观察家认为，横跨两块大陆的俄罗斯帝国既不是欧亚，也不是亚洲，而是一个独立的第三实体——欧亚大陆。尽管如此，威尼斯驻奥斯曼土耳其宫廷大使曾经对奥斯曼的评价——“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世界”，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俄罗斯。（译文）
Russia’s double-headed eagle nested across a greater expanse than that of any other state, before or since. The realm came to encompass not just the palaces of St. Petersburg and the golden domes of Moscow, but Polish and Yiddish-speaking Wilno and Warsaw, the German-founded Baltic ports of Riga and Reval, the Persian and Turkic-language oases of Bukhara and Samarkand (site of Tamerlane’s tomb), and the Ainu people of Sakhalin Island near the Pacific Ocean. “Russia” encompassed the cataracts and Cossack settlements of wildly fertile Ukraine and the swamps and trappers of Siberia. It acquired borders on the Arctic and Danube,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Germany. The Caucasus barrier, too, was breached and folded in, bringing Russia onto the Black and Caspian seas, and giving it borders with Iran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mperial Russia came to resemble a religious kaleidoscope with a plenitude of Orthodox churches, mosques, synagogues, Old Believer prayer houses, Catholic cathedrals,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es, Buddhist temples, and shaman totems. The empire’s vast territory served as a merchant’s paradise, epitomized by the slave markets on the steppes and, later, the crossroad fairs in the Volga valley. Whereas the Ottoman empire stretched over parts of three continents (Europe, Asia, and Africa), some observer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magined that the two-Continent Russian imperium was neither Europe nor Asia but a third entity unto itself: Eurasia. Be that as it may, what the Venetian ambassador to the Sublime Porte（Agosto Nani) had once said of the Ottoman realm — “more a world than a state” — applied no less to Russia. （英语原文）
（俄罗斯地图）
一桥大学博士、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土肥恒之，主要研究近代俄国农村社会史，曾撰写《摇摆于欧亚间的沙皇们：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ロシア・ロマノフ王朝の大地）一书，在序言中留下了“广大无边的大地——俄罗斯”的文字。
（《摇摆于欧亚间的沙皇们：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
先暂且不管国家或国境的严格定义，俄罗斯这个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广大无边、且不断向四方延伸的大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来思考这个众所周知的地理事实是如何成立的。我们所生活的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列岛，而这样的一个事实，会有多么强烈地支配我们日本人的生活及观念，不言而喻。地理环境就像个框架，它会局限住国家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且不只过去如此，今后也是一样。
从波罗的海的海岸，一路延伸到太平洋之间的俄罗斯的领土上，没有一处是海拔高到可称作“山”的存在；那里有的，只是广大的平原。不过这不是历史打从一开始就给予俄罗斯人的前提，而是俄罗斯自中世纪以来的殖民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在沙俄末期长期于莫斯科大学讲述俄罗斯史的克柳切夫斯基，就在他的著作《俄国史教程》第一卷的开头中点出，“殖民”就是俄罗斯史的“基本事实”，并且如此加以说明：
“…好几个世纪以来，斯拉夫民族一直无法以某种程度上的平均分布来完全占据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平原，而且因为斯拉夫民族的生活历史与地理环境，导致他们并不是以人口增加这种渐进性的方式，而是靠着移居来扩大在平原上的居住范围。他们就像候鸟一样，从一处移动到另外一处，舍弃住惯的地方，然后占据新的可居之所。…. 俄罗斯的历史，就是殖民的历史。而她所殖民的地区，则是随着国土的成长跟着扩大；这段古老而长远的运动，时而衰退，时而昂扬，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停止。这波移居潮在一八六一时逐渐强化，论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农奴制的废止，造成长时间被人为集中于中央黑土各县的人们开始向外涌出，那些居民形成了通往四方的人流。他们有些人到了新俄罗斯和高加索，也有些人穿过了伏尔加河，到达了里海的另一端；其中最远的，甚至跨越了乌拉尔山脉，到达西伯利亚，走到了太平洋海岸。……所以，如此的移居——或直接称之为殖民的活动，就是我们国家历史的基本事实。至于其它的所有事实，其实也都与殖民有所关联，差别只在于它们的紧密程度罢了。”
接着克柳切夫斯基划分出了“殖民的主要阶段”，不过这里就省略不谈。俄罗斯人籍着不断重复这“古老而长期”的运动，披荆斩棘、离开森林，步入了广大的草原。于是“森林与草原”，就成了从根本上约束俄罗斯人生活的条件。
相关俄罗斯人对草原的热爱，俄罗斯文学家德米特里·李哈乔夫也这么说过：“宽广的空间，是俄罗斯人心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举例来说，像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这是在俄罗斯邻国所没有的概念与观念。那是与无边无际的宽广空间所连结的“自由”，而且就连拉着纤绳、游走在狭窄河岸的纤夫都能体会。据李哈乔夫所说，这种概念也存在于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民谣中：
“言辞抒情、节奏徐缓的俄罗斯歌谣，体现着这种向往广大世界的精神。这些歌谣会在远离人烟、毫无遮蔽的原野上随人高歌。钟声必须尽可能地传到远方，因此当新的大钟进驻钟塔时，他们还会特地派人往远处走，测试钟声到底能传到哪里。”
如同以上节录的文字所呈现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将俄罗斯历史理解为“殖民国的历史”；而文学家李哈乔夫则以这历史演变的结果，将之作为俄罗斯人的心性特征，认为俄罗斯人对“广大的空间”充满着热爱及喜悦。这两位名人的分析皆十分切中核心。
（俄罗斯民族分布图）
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的象征，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一国的地理框架会支配生来居住于此地的人们的生活及观念。恰如以撒·阿斯莫夫（Isaac Asimov）的科幻小说解放了我对宇宙的想象力，那么对于俄罗斯这样一片广袤大陆的不倦探索则可以令我以更实际的方式丈量这个世界，成全自己对远方的向往。
其实热爱上一块土地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往往不需要太多的文字解释，因为每当俄罗斯国歌奏响的时候，便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听到的并不总是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虽然这是大多数国歌的音乐形象），其中更包含了一种命运多舛的动荡时代里依然要奋发图强的复杂情感。
（俄罗斯国歌）
作为俄罗斯官方语言的俄语素来以匪夷所思的难度著称。若是在早年，我是断然不会去触碰它的，直到最近阅读了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的故事，我的想法改变了。
多年来，俄罗斯杰出的文学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刚察洛夫、屠格涅夫的作品一直不为英语读者所知。直到一位脸色苍白、体弱多病、不苟言笑的英国母亲决定翻译这些作品。
（康斯坦斯·加内特）
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涉及了自然、宗教、爱情、死亡，还有战争与和平，这些对读者来说关于人类存在的永恒主题。事实上，英语读者接触到这些著作是在它们出版几年之后。彼时，康斯坦斯·加内特依靠一本词典以一己之力运用她的母语将俄罗斯大师们带入了英语世界。
出生于布莱顿的加内特是验尸官的女儿，在成为伦敦东区的图书馆管理员之前曾担任过家庭教师。她的姐姐克莱门蒂娜是一名作家和劳动组织者，她把康斯坦斯介绍给了爱德华·加内特，这个人将在1889年成为她的丈夫。爱德华是一家出版社的忠实读者，贵族文化家庭出身，其父是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保管员。
当时的英国，讲俄语的人并不多，但由于俄罗斯帝国各大城市的政治动荡日益严重，流亡的俄罗斯革命者越来越多。建议加内特翻译俄罗斯文学的人是他们中的一个蓄有大胡子的坏小子菲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Feliks Volkhovsky)，他从西伯利亚的监禁中逃了出来并于伦敦定居。尽管加内特并不会说俄语，但她依然同意了这个建议。
菲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与作家社区的成员，也是“自由俄罗斯出版社”的编辑，这是一家由“俄罗斯社会主义之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创办的移民杂志出版社。爱德华·加内特经常邀请自由俄罗斯出版社的成员到自己家中度过周末。根据康斯坦斯的回忆，在一次周末访问中，沃尔霍夫斯基“建议我学俄语，并给了我一本语法书和一部词典。”
29岁之前从未接触过俄语的加内特在因怀孕并发症而卧床不起的日子里，她开始自学起这门因语法艰涩而“声名狼藉”的语言。她最早翻译的作品之一是《天国在你心中》，这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一篇宗教和哲学小册子。后来，她又陆续翻译了70多卷俄罗斯文学作品，包括了托尔斯泰的几乎所有作品、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以及她最喜欢的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1894年，加内特到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旅行，甚至在托尔斯泰的庄园Yasnaya Polyana中拜访了他。
英国语言学家克拉拉·贝尔（Clara Bell）在1886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的译本，但她的译本是复制品，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而不是俄文原版，而且并不被看好。同年，美国人内森·哈斯克尔·多尔（Nathan Haskell Dole）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首次英译。但由于加内特版本的可读性，以及她与出版业的密切关系，她的版本印制得很便宜，销售范围也比其他的任何版本都广。俄罗斯经典开始进入英国家庭和教室，英国文学杂志《星期六评论》在1905年的一篇文章开头写道 “20年前，托尔斯泰在俄国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现在谁还没听说过托尔斯泰呢? ”
（康斯坦斯·加内特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与《伊万·里奇之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译者加内特29岁自学俄语，凭借着一己之力将俄国文学带入英语世界的惊人壮举让我读罢以后振奋不已，并一扫俄语学习路线极其陡峭的愁云，心中升腾起站在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能够以与此女子相仿的年龄，用自己的力量使用这门语言来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的无限渴望。2022春节前夕花费颇多时间叩问自己，并琢磨清楚了当下立即能开展的事业之一便是——
记录一门语言的学习过程
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从初学到掌握，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倘若从入门开始的第一天，便把这一路上的素材积累、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五一十地详细记录下来，不仅是给自己整理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回忆，也可以与后来者隔着时间与空间产生些许共鸣、为他们踏上相似的旅程平添一丝方便。
此外，为了弥补从小到大、学习英语至今二十余载而无任何文字回忆，只有一片题海在身后的遗憾，结合当下自己作为零基础的俄语初学者在检索信息与获取语料方面虽困难颇多但每每用心则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美妙体验，所以便发了愿，从壬寅年开始苦心造诣俄语修行并以周记的形式还原这一路上的风景。
寻找知识的知识
也许是身为零基础学员的缘故，虽有下笔的欲望，却谈不上有多少下笔的资本。如果是记录日常点滴积累的知识点，如词汇和语法，写出来的便是变相版的笔记，大大地违背了我的创作初衷。
倘若辩证地看待初学者的境地，零起点也是一件万幸之事。由于无法在俄语本身上大作文章的我，却能够有不少时间细腻地审视自己为学习这门语言而经历的大量内心活动，并将其中有建设性的想法一一记录，从而真实地树立起了学习这门语言的具体目标。
在这个阶段，我一直打交道的是经由母语与英语关键字搜索了解到的俄罗斯文化，而不是推敲俄语本身。恰如Neil deGrasse Tyson所说，“For me, I am driven by two main philosophies: know more today about the world than I knew yesterday and lessen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You’d be surprised how far that gets you.” 对于信息的渴望，促使我从阅读他人的经验帖发展到储备今后所需的语言素材。想来能够用心整理与制作这些素材的人物也必定是个有故事的人。抱着思想者以思想结盟的信念，起初的我只是为了单纯地开脑洞，在历经了关键字搜索的阶段后突然发现——了解眼下点赞、收藏与转发的信息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创作者是谁、他们身上有什么故事、我们能否有可能一起协作去做些更了不起的事情是极有价值的，而我把这个探究过程唤作“寻找知识的知识”。
“寻找知识的知识”本质上是关注信息背后的人的属性。学习者与使用者的直接沟通，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然而以俄语为纯文本的信息路径对初学者是不友好的，因为当下的我们缺乏足够的能力去解读它们。因此这一阶段，俄语体系国家的社交网站VK并不能带来多大互动的空间。此外，倘若我们以母语或英语登录Facebook，关于俄语讨论的帖子则多沉浸在linguist们组织起来的社群中，需要翻阅好一阵子才能在诸多语言中打捞出来些许俄语素材。由此，我想，虽然世界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热衷于讨论俄语与分享素材的人物, 然而本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一个能够团结俄语学习者（需要认真地考虑初学者的情况）以及俄语母语者或使用者的平台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目前为止，对于这样的平台的憧憬，我想有以下两个方便：
其一，创建者贡献资源而无需关注信息的传递效率，原始资源将由不同背景的处理者不断加工，确保任何资源都可以被非俄语国家用户有效解读。
用户也可以不断回溯资源的形成路径，并与该条路径上的任意节点的涉及者取得交流的机会。
另外，后来者也可以在前者的基础上打补丁、做修改，从而使创建者本人的资源信息以近乎保持原貌的样子被尽可能多的来自其他语言背景的阅读者接受。
（设想中的俄罗斯交流者平台草图）
其二，相比在社交网络上贸然地与信息的创建者联系而苦等回复无果。信息的创建者与信息的处理者与维护者们可以在该平台上自己的主页发布符合自身意愿的可沟通时间段、以及沟通地点与沟通方式以及支持语种，从而促进俄语学习者与使用者在实际生活中的量化彼此之间的交流活动。
撰写认识一个国家的故事集
初学者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逐渐认识一个国家的历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周年）
2021年是通过“地下室人”发问“怎样生活更好？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的俄罗斯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200周年纪念，这段期间，在中文世界与英文世界的互联网上我会不时地收到与此相关的推送。在对此人的经历与作品的深入理解后，我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并在新年的书单上增添了不少俄罗斯名著。
随着新的一年开始入手俄罗斯名著，便又萌生了在自己的周记中不时添加自己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感受，而了解俄罗斯文学又必需了解俄罗斯的历史轨迹以及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彼得大帝）
在彼得大帝以“野蛮”方式治理俄国的“野蛮”，试图强行将俄国航船拖上“欧化”（“西化”）轨道之前，在俄国盛行的是多神教文化+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蒙古-鞑靼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东方式统治和彼得大帝欧化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反差。未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以及20世纪初产生的“欧亚主义派”思潮即源于彼得大帝改革，准确地说源于社会分裂状态下的“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
（蒙古-鞑靼人统治下的俄罗斯）
“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它的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俄国最基层的组织村社，其成员的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
“文明”俄罗斯是欧化的模式，是彼得大帝苦心打造的理想国，主要存在于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它的文化形象是庄园、沙龙、舞会、鼻烟、意大利歌剧。其通用语言是舶来品——法语或德语。
“本土”俄罗斯与“文明”俄罗斯对抗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际上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
丹尼斯·冯维津（Danis Fonvizin，1744–1792）在18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了俄罗斯的东西方属性这个“文化命题”。半个世纪之后，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Petr Yakovlevich Chaadayev，1794–1856）在《哲学书简》中感叹：“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
20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1874–1948）认为日耳曼是男人的民族，俄罗斯只能是女人的民族。然而，更有学者称俄罗斯是一个性格刚烈的民族，尚武、善战、扩张是它藏在骨子里的东西。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天然地孕育于俄国这方水土。俄国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横跨欧亚大陆，拥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一望无际的平原、四通八达的河流。这块土地特别厚爱俄罗斯人，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用俄罗斯人的话说就是在他们的地底下埋藏着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物质。大自然的慷慨给了俄罗斯人一望无际的空间、丰富的资源，也给了俄罗斯人高大魁梧的身躯，宽广豁达的胸怀，慷慨、豪爽而忧郁的性格，坚韧、顽强的毅力，超强的天赋和创造力。
大名鼎鼎的“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曾担任普鲁士驻俄大使。有一次他在彼得堡郊外风雪交加的原始森林里迷路了，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听到俄国马车夫嘴里反复地说着一个词“Ничего” （音译：尼切沃），并且示意他不要紧张。最后他们终于安全地走出了森林，俾斯麦也因此永远记住了马车夫说的那个词，并且弄懂了它的含义：“没关系”。这个词让他深刻理解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在接触俄罗斯文学的旅途中，不经意间便喜爱上了流传在在这片辽阔大地上的鲜活故事。无论是曾经发生的，还是现在正在上演的。对俄罗斯故事的关注，给予了我更多的创作激情和动力。联想到人是爱听故事的动物，以讲故事的思路组织专栏“学俄语的人”的文字，才是自己想要的创作风格。这样的念头也促使我将眼下能够接触到的俄罗斯事迹一一记录保存下来，以期能够在日后诸多因缘际会之下，与志同道合之人联手撰写出一部有助于当代广大读者客观详实地认识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的精彩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