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去世20多年了，在我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寄托裏，母親從來沒離開我，我也從來沒有離開母親，還是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有時在飯桌前，有時在煩惱中，有時在邊緣角落，大多的時間是在夢裏，醒來淚水已沾濕了枕巾……
母親生養我們兄姐5個孩子，我最小，得到母親的關愛最多，我當兵之前，晚上睡覺一直和母親睡一個土炕，生活再苦，睡覺是香甜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和那個年代大多的家庭一樣，家裏的生活極度困難，出去玩或放學回來，有時連個充饑的青菜團子、苦菜粥，地瓜面窩頭都沒有，吃不飽穿不暖，生活的艱辛，貧窮的煎熬，並沒有影響我的身心健康地成長，母親是我唯一的依靠，如果回家喊一聲娘，娘沒有回應，似乎天就要塌了下來，必須四處喊叫著找娘，只要見到娘，所有的恐懼和就饑餓都消失了……街道中央的文化广场上，站立两排美丽的彝家姑娘
人民公社年代，我們村四個生產隊，我們是四小隊，小隊就九十幾口人，張姓和李姓，張姓三代十幾口人，那七八十口人都是我們李家，五代人的家族;父親那一輩，堂叔兄弟15個，我父親是老大，母親是長嫂，到我們這一輩，我們兄弟姐妹叫母親娘，族中的兄弟姊妹叫我母親“親娘”。在那個極度困難時期，張李兩個家族，二十幾個妯娌姐妹，沒紅過臉，吵個嘴，母親的善良、寬厚、包容、謙讓影響了她們，在當地十裏八鄉有口皆碑，母親去世時，村裏的長輩、同輩和晚輩的鄉親，鄰村認識和熟悉母親的人都來吊唁，我想這是母親修德善行贏得的榮譽，我們50後的人，時代的強音符時常震動著我們，大躍進煉鋼鐵的年代，我才3歲，幼兒時期的記憶大多模糊，但個別片段特別清楚：那時我家四合院，南北長長的胡同、場院、菜園，過街的宅門，一盤老磨和一口老井也在我家的地段。大煉鋼鐵、家裏的所有鐵器和銅器都拿去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全村幾百口人都到二隊的牛棚場院吃“共產”飯，娘同村裏的嬸娘一起燒柴做飯，我就隨娘吃住在牛棚裏壘建的土炕上，那時沒有家的概念，有一次我哭喊著娘非要回家，娘抱著我回到家，四合院的家全“共產”了，鄰村的人住進了我們家，我從娘懷裏下來，直奔灶房，在灶膛內反複摸索找尋(我的記憶是藏在灶膛內)，繼而又跑遍各屋，在糧囤的底下，箱櫃背面，牆角、院內水道出水口，四處找我藏匿的一件東西，找來翻去沒有結果，娘知道我要找什么(其實娘知道已被他們拿走煉鋼了)，我號啕大哭著，娘的眼淚暗自落下，娘哭了，我從小就怕娘哭，我撲到娘的懷裏哭喊著，娘，別哭了，我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至今，我還記得那只鏽跡斑斑有點歪嘴的嗩呐，它是我孩提時唯一的一件玩具。
我們這代人，從不抱怨那個轟轟烈烈的年代，每個時代所發生的事物，都有它的必然性。大躍進，煉鋼鐵搞了幾年我也不太清楚，至今也不想去考證，轉眼又是3年自然災害，災難就像魔鬼無情地撞擊著這個民族的靈魂，考驗著她的意志。魯北地區主要是澇災，暴雨不停地傾瀉，連續幾個月幾乎難得見一次晴朗的天氣。我家的房子，窗台以上牆體全是土坯壘建，不抗澇災，雨水從院子灌進屋內，屋頂是用當地的一種黃泥軋實抹平稍有點弧度的屋面，防雨性能極差，真是“屋漏又遭連陰雨”，父親用磚塊和泥巴在屋門口壘起一道擋水牆，讓雨水盡可能少灌進屋內，睡覺的土炕已經被漏雨泡塌，無奈之下，父親用一張葦席，在室內簡單地支起了一個雨棚，裏面擔上一塊門板，每個夜晚母親都摟著我，終於度過了那段淅瀝瀝的災難雨季。
這大概是上世紀的60年代，莊稼顆粒無收，村的周圍一片汪洋，人們出村用門板當渡船，用柳編的簸籮運送著唯一能充饑的地瓜蔓、西瓜秧、在水裏泡的發黃的玉米秸，凡是能充饑的都被人們設法運回家，以備嚴冬饑荒的煎熬。但是災難沒有憐憫生靈，家家戶戶幾乎沒有可充饑的食糧，長期的饑餓，人們個個面黃肌瘦，四處尋找能充饑的食物，地裏的蒲公英、苦菜、青青菜、河塘溝渠茅葦的根莖都被人們挖得淨光。我家在村的最東頭，宅院東邊的一大塊地是自留地，也是土改前我家的一塊地，有十幾棵高大的榆樹，人們紛紛扒樹皮充饑，花生的外殼也成了災民的食物，他們食下後，大便幹燥的難以排泄，只能用手或頂杆(當地紡線用的一種工具)一點一點地摳出……饑餓持續惡化，堂叔的母親，饑餓奪走了她的生命，當人們把她抬下炕准備埋葬時，發現她懷裏還有一個沒舍得吃的窩頭;有一天我三哥餓的持續昏迷，銀娘娘(一位堂叔小名的尊稱)把家裏半碗粥端來，救活了三哥;二哥在本村上小學，因饑餓走不到學校曠課，他學習成績特別優秀，老師不忍心一個學習好的學生輟學，就背他上學，到學校老師把省下的半塊窩頭給他吃。我年齡小，吃不下這些粗糙的食物，供應全家人的幾斤地瓜面給我一個人吃，何況這點口糧，不夠一個成人一周的基本食量。娘實在沒辦法，望著場院裏的兩棵老槐樹，樹葉幹枯的堆積在地面，娘收起來，碾成粉末，和點地瓜面蒸貼成槐葉餅給我吃，我幼小的年紀竟然接受了母親無奈的饋贈，也能咽得下當時的這種苦澀的食物，在生與死的邊緣，“母親，是唯一能使死神屈服的力量(高爾基語)”。一個冬季，娘用幾袋子槐樹葉和母愛保住了我稚嫩脆弱的生命。
轉過年來，澇災慢慢減退，但濕地並沒有讓人們迅速恢複生產，饑餓逼迫人們四處逃荒。張姓的虎娘娘(以張姓伯伯小名尊稱)，為了家人逃荒到外地落戶在一家人家(大概是章丘明水地區)，那裏的生活可能相對好一點。虎娘娘和母親雖不是同族妯娌，她們相處得特別親和，她家能省一口就接濟我們一點。有一天虎娘娘從新家回來，還帶了幾個饅頭，我總算吃過一次香甜的飽飯，娘看我狼吞虎咽的樣子和虎娘娘說著話掉著眼淚，我覺察到了什么!又過了幾天，虎娘娘帶了一個女人來，她們看著我在說著什么，一會看看我，一會兒抱抱我，我掙脫了她們跑到村外，快晌午了，我興奮地跑回家，娘快看看，娘快看看，綠豆長葭了，別把我送人了，別把我送人了，我手裏拿著一枝剛長豆葭的豆秧，娘吃驚地抱著我痛哭起來，給她們說：“不行，不行，不送了，不送了，餓死我也和孩子死在一起”!
虎娘娘說：“也不能送了，這孩子太懂事，才幾歲就知道綠豆長葭就快有飯吃了，送給人家也能跑回來”。她們走了，我安心地躺在娘的懷裏，感到非常的幸福……
其實，虎娘娘是個好人，自那以後，每年都到我家來，帶著好吃的點心，水果，我終生的記憶是虎娘娘給我的鴨梨，清脆，甘甜!她每次離開我家就抱著我哄一陣子，抱一陣子，比親兒子還親，走時總是和娘有說不完的話。我長大離開家後，再也沒見到她，但是虎娘娘鴨梨的香甜讓我回味一生，至今浸透著我的心脾……
災難時期過去了，但那個年代人們的生活還是非常困難，我高中畢業後，家裏還是很窮。但是，貧窮磨礪了我堅強、吃苦耐勞的性格，父母的關愛積蓄了我聰慧的能量，生活的壓力確定了我年輕的志向。1974年我應征入伍，在部隊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認可，很快提幹，從此，一生的命運大轉折。從排連職幹部到集團軍機關，後來一次機會從蘭州軍區調到濟南軍區，距家越來越近，我也成家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但對父母的孝心，一直是我情感的中心。
記憶裏，我從小就知道，母親的雙眼看任何東西都是模糊的，聽大人們說，母親30多歲時，因長期在灶間燒柴做飯，炊煙熏壞了眼睛。我安置在濟南後，回家就和哥姐商量，母親的眼睛到底是啥病，我大哥說：“咱舅說了，白內障(舅舅是縣醫院的知名中醫)幾十年了，時間太長不好治了”。我沒告訴家人，在濟南咨詢訪醫，千佛山醫院眼科李主任聽我介紹後同意給我母親做手術，她說：“幾十年視覺模糊，效果不一定理想”。經醫院一番檢查後，我自作主張同意了醫院的手術方案。那天，我把娘從一樓背到三樓手術室，心情非常放松，因為我在盡孝，在做一個兒子應盡的責任，心裏踏實!
幾天後，母親出院了，我把母親接到我的工作住處(部隊大院)。那時我已經有一台18寸原裝索尼彩色電視，我打開電視，讓母親看電視節目畫面，娘說：“電視還有顏色，那些人穿的啥，咋呢么好看!”。我跪在娘的面前，心裏總算得到一點慰藉，孝道讓母親見到了一絲光明。娘和我小時候一樣撫摸著我的臉：“你的鼻梁高，有福!”接下來娘又說：“看病花那么些錢，住兩天我就走，你有家了，好好過日子，成了家事就多了，置辦個家不容易，在家在外凡事讓著點，娘幫不了你，也不能給你添事……”聽了母親的話，我心裏酸楚楚的，看著母親臉上歲月的印記，對母親的一種負疚感油然而生：人需要時常考量自己的靈魂，當你精心構建了自己的暖巢，家卻離你越來越遠——母親您的胸襟何止天大呀!